“互联互通、万物可联”的网络“激活”了所有社会成员，微博、微信、推广客户端、APP等社会化媒体的普及使“个人被激活”年代成为现实[1]，个体随时、随地、随便的公共表达与交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现实，这是人类社会连接互联网的又一次革命。已有些研究呈“井喷”状况，硕果不断涌现，但多聚焦于社会化媒体及其产生的社会干扰，却鲜有对社会化媒体“微表达”模式的整体致思，这使社会化媒体研究有“见树不见林”的片面性。就现象学视角而言，社会化媒体开创的个体之间互联与交流的新模式，是基于计算机、手机等技术中介的类人际/群体的互联网空间传播。借鉴美国传播学者拉斯韦尔的“五W”传播模式的致思路径，本文尝试建构基于表达主体视角的社会化媒体“微表达”模式，并基于这一模式探索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新框架及革新的可能空间。

1、节点主体“微表达”结构模式的建构

社会化媒体是传统媒介生态群落中的新物种，其引入使传统媒介生态群落产生了新尺度、新可能。传统媒介生态的最大弊病是没办法将所有社会成员纳入跨域即时交互、交流、交往的理想彼岸，社会跨域交流、交往只能在传统媒介构造的金字塔状的传播结构内活动，代言交流一直是社会传播的正常状态。社会化媒体使网络技术逻辑成为现实，即所有社会成员，不分种族、阶层、性别、年龄均有了以往只有传播机构才拥有些与世界交流的通道。个体可随时、随便、随地与世界交流，这是社会化媒体引入的新尺度。这一新尺度正以其自己逻辑蚕食传统媒介生态，重构社会话语权，重组社会关系与结构，重建以“个体”或“节点”而非以“机构/组织”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故用机构/组织为基点建构的大众传播模式察看社会化媒体及其现象，显然是后视镜视角的致思错位，它既抓不住社会化媒体的本质，也因认识视角的束缚而遮蔽、曲解社会化媒体的某些特点。这就需要依据社会化媒体以“节点”为基本单位的传播本质建构新的察看模式。

社会化传播的每一个节点，无论是个体、群体还是机构、组织均是独立的表达主体，简称为节点主体。从这个视角察看社会化媒体的表达，可发现社会化媒体的表达是一种基于技术中介/平台的类人际、群体交流并存的互联网空间传播，它使表达通道的网站权重急遽降低，却大大提高了节点主体的网站权重。即每一个节点主体虽拥有了向世界表达的自由通道，却有是不是想表达、怎么样表达、表达什么、能否持续表达的现实问题。这一问题粉碎了鼓吹网络??现了“每人皆可进行信息表达的社会化推荐与传播”的技术民主的神话。机构/组织的把关话语权虽遭到个体的挑战，但其拥有些信息资源、传播能力却远高于个体，这使得机构/组织在“个体被激活”的年代仍可主导社会传播的话语权。因此，建构以节点主体为中心的社会化媒体“微表达”的传播结构模式，更能直观、简洁、合理、抽象地再现原物，起到模式应有些架构、讲解、引导、简化、预示功能。[2]

从现象学视角看，节点主体社会化媒体表达行为均是主体表达能力、表达意愿、表达诉求、表达本钱、表达风险、表达收益相互交互用途下的内容生产。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化媒体仅有平台、途径的社会意义，对节点主体“微表达”丝毫没影响。依据加拿大媒介理论家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逻辑，社会化媒体的价值在于，它既开创了所有节点主体自由表达的现实可能，又以其内在逻辑对所有节点主体潜移默化地产生同一性质的、不可逆转的、长时段的深远影响，即开创了对所有节点主体同等适用且有别于传统媒体的表达文化。故基于节点主体的“微表达”模式，理论上应由表达能力、表达意愿、表达诉求、表达本钱、表达风险、表达收益与表达文本和社会化媒体一同建构而成（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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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基于节点主体的“微表达”模式

图1形象地表明节点主体在社会化媒体上发布任意一条文本所涉及的重点要点及其之间的复杂关联。由图一可知，表达能力是社会化媒体表达的起点、基础，解决的是能否表达、表达什么、怎么样表达的问题；表达意愿是因素，回答的是愿不想表达的问题；表达诉求是社会化媒体表达的内动力，解决的是为何要表达的问题；表达本钱是表达文本生成、传播的所有本钱，包含培养、提高表达能力的沉没本钱，生成、传播表达文本需要的时间本钱、经济本钱，是表达文本水平高低的重点原因。对社会化媒体表达而言，表达时间本钱的意义大大提高。表达收益、表达风险是表达文本发出后对表达主体、社会所产生的短期或中长期的正负效应。正效应是表达收益，负效应是表达风险。其中，表达收益是刺激持续表达的外在动力，表达收益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表达意愿的强弱，对表达诉求亦产生多元影响。表达风险分为违法悖德的表达社会风险和表达主体意识不足对其自己产生潜在负面影响的表达主体风险，表达风险是抑制表达意愿、表达诉求的外在原因。简言之，表达能力是起点，表达意愿是因素，表达诉求是动力，表达本钱是基础，表达风险是制约原因，表达收益是刺激持续表达的外在原因。

2、社会化媒体“微表达”模式核心要点的内涵及研究致思

模式只不过复杂事物、现象的符号化的再现，它不等于理论，意在整体化察看复杂现象，并将复杂现象依据模式构成要点划分为彼此关联的一个个研究板块。因此，模式起到了结构化分解复杂现象，探索研究新空间的架构、预示用途。社会化媒体“微表达”模式的核心要点是表达能力、表达意愿、表达诉求、表达本钱、表达收益、表达风险。每一个要点的内涵及可能的研究致思如下：

表达能力是表达主体认识自然与社会的能力。个体后天所处的环境及同意、消化信息的巨大差异性，决定了个体表达能力一直是参差化的客观存在。这一现象早已存在，在以机构为中心的传统媒体年代，表达能力主要表现为媒介机构拥有些传播资源的多寡，鲜有关注个体表达能力的社会意义。社会化媒体打通了个体与世界连接的通道，很大地稀释了传播媒介的通道价值，将表达权利赋予每一个社会个体。这使得社会话语权再生产模式由媒介途径为中心向媒介平台和表达能力为中心进行转移。途径稀缺年代，学会媒体即拥有了话语权，故社会话语权的再生产是学会媒体者之间的权力与市场博弈的产物。掌控者关注的重点是怎么样控制媒体，学会传播把关权，个体由于没传播通道不能不倚赖于媒体，为媒体贡献其表达能力。社会化媒体终结了这一逻辑，它将个体从媒介机构中“解放”出来，享受不受机构监控的话语权，同时，传统媒体机构演变为媒体平台，为个体自由表达提供技术通道。这使话语权再生产演变为基于网络平台的大量主体之间表达能力的自由角逐模式。这是表达能力的社会价值提高的根本缘由。 表达能力定义的研究致思主要有：一是对掌控话语权的权力阶层而言，大可不必过于忧虑社会化媒领会夺走其话语权。表达能力高低不齐的客观现实，意味着某些学者鼓吹的网络将达成“技术民主”的论调势必是乌托邦，现实依旧是资源不均衡分配的阶层化社会。因掌控媒介平台，获得话语权的社会成员，虽有了挑战权力阶层话语霸权的可能，如可挑战权力阶层拥有些“真理”的讲解权、事件的定性权、挑战权力阶层拥有些事实初次披露权、权力阶层的信息把关权等，但因贫乏的信息资源、低水平表达能力等客观原因制约，社会个体挑战权力阶层的概率比较小，因此绝大部分社会化媒体表达仅具备个体或小群体意义。但这也并不意味着权力阶层可高枕无忧，不思变革。社会化媒体开创的新尺度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机会均等的，社会成员可借助这均等机会挑战权力阶层的话语霸权，推进社会势力结构与秩序的变革。二是对新媒体平台而言，建构何种性质的平台，以什么路径、方法、方法将表达能力强的社会成员聚焦在同一平台上，形成能力聚集的文化高地，是媒体平台角逐获胜的要紧秘籍。专家学者、明星、歌星等建议领袖遂成为各媒体平台争相争夺的对象。新浪微博能独领妖娆，与它的明星路线、大V路线密不可分。三是对社会个体而言，要在大量个体中胜出，需要强化社会化媒体表达与传播能力，使自己成为某一范围、专业的建议领袖，不然就会沦为被别人操控的粉。四是对互联网舆论而言，互联网舆论生成的随机性、突发性大大增强。主要表现有5、（1）任意节点主体有了随时直接向公众披露事实、诉诸舆论、引发舆论聚焦的现实可能。这为切身利益受损者提供了很大便利。王宝强离婚事件、苏亨茂事件均是当事人首发微博后引燃社会舆论的。近年来，由社会个体引燃互联网舆论的现象此起彼伏、接连不断。（2）媒体机构有意抑制、不愿碰的敏锐事实有被社会个体披露的现实可能。（3）飞机失事、火车相撞等突发事件的首发报道权被在现场的社会个体取代。（4）媒体机构建构的事实真相如“休假式治疗”“躲猫猫”等有被网民质疑使舆论逆转的现实可能，舆论逆转、新闻逆转现象亦是当下媒体传播学界关注的热门问题之一。（5）洞察社会心理的个体或小群体有借势以其精辟表达刺激社会心理，掀起舆论漩涡的现实可能。互联网水军掀起的“元芳你如何看”“芙蓉姐姐”“贾君鹏你母亲喊你回家吃饭”等均是此类。这使媒体机构以控制事实扩散、切断传播链条的把关方法遭到严峻挑战，媒体机构若不以其强大的信息资源、表达能力积极应付，舆论主导权的势力转移是有现实可能的。

表达意愿是社会成员愿不愿表达的主观性想法，它与表达诉求紧密有关。途径稀缺年代，对绝大部分社会个体来讲，在大众媒体上表达是一种“恩赐”，能为其带来聚焦效应，没有表达意愿的问题。社会化媒体改变了这一格局，使表达意愿的社会意义得以凸显，即表达意愿已是社会化媒体表达的一个要紧维度。

表达意愿定义的研究致思有：一是对舆论引导而言，表达意愿的多寡是互联网舆论生成、强烈程度的重点原因，故采取抑制或刺激表达意愿的方案即可达到舆论引导的目的。以封?、禁言、惩罚等威胁方法可起到抑制网民表达意愿，形成互联网空间的“沉默螺旋”现象；以互联网评论员、置顶、物质奖励、媒体引导、放开技术限制等刺激网民表达意愿的方法，可“制造”一时的舆论热门。这使舆论操纵的技术门槛变低，操纵方法更偏重于情绪借助而非客观事实。而通过简化事实、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等方法，达到减少客观事实在舆论形成中的网站权重，可形成误导公众的“后真相”年代。①二是对新媒体平台而言，网民是不是想在其平台上表达，关系到该平台的存亡。这迫使媒体平台的经营者要绞尽脑汁为网民自由表达提供便利，尽量地减少网民表达的时间本钱，满足网民表达的合理合法诉求，增加网民表达的可预期收益，以增强平台的黏性，使网民主动、乐于、免费为平台生产内容，形成强大的注意力经济。腾讯的崛起，在于QQ为其汇聚了数亿网民；博客的兴起，在于它解决了网民自由书写日志的表达意愿；微博的崛起，在于它满足了网民随时随地简要表达意愿的需要；微信的崛起，在于它既契合了网民自己学会交流空间的集体意愿，也大大减少了网民表达的时间本钱。“内容为王”的提法抓住了新媒体年代经营的重点，却解答不了“内容”从何而来，“内容”为什么能为王的问题，而“表达意愿”的定义提醒媒体经营者，要从经营媒体、提高内容水平转向经营平台、为网民提供便利的新思路上。

表达诉求是生成表达意愿的内驱力，是社会化媒体“微表达”的动力。依据诉求对象，表达诉求可分为特定诉求和非特定诉求两大类；依据诉求目的可分为利益诉求、情感诉求两大类。社会化媒体赋予所有表达主体通向公共范围诉求的直接通道，解决了途径稀缺导致的很多问题，使代言诉求有了强有力的挑战者、监督者，使表达主体的直接诉求形成了自由角逐、彼此博弈的格局，于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在表达诉求的自由博弈的驱动下开启了重组之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类聚。同一表达诉求驱使不同地域、种族、性别的个体结成互联网群体，一同行动以达成诉求目的，相对立的表达诉求形成舆论对峙乃至社会冲突。这是当下社会群体正在分化与重组的内在逻辑。当下中国新的互联网社群已渐次形成，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大幕已开启。

在此背景下，表达诉求定义的价值更为凸显，其研究致思有：一是对国家和社会治理而言，能否壮士断腕，准时转变社会治理的传统模式，建构契合网络逻辑的表达诉求的规则体系，形成社会治理的新观念、新模式，以新观念、新机制、新规则回话社会成员的正当诉求，是保证社会渐进式改革而非动荡式大变迁的重点。二是对新媒体平台而言，洞察网民的表达诉求，特别是情感诉求，是增强平台黏性、推行新媒体策略布局的重点。但网民违法违规地表达诉求是媒体平台随时都有被“一剑封喉”的政治风险。为避免政治风险，新媒体平台不能不采取人工的、机器算法等方法审核大量网民的表达行为。三是对个体而言，怎么样有效、合法地表达其正当诉求，使其诉求在数亿诉求的角逐中崭露头角，是个体需要不断增强的媒介素养问题。

表达本钱是表达者为表达交流所支付的所有本钱，它由培养、提高表达能力的沉没本钱、表达活动需要支付的经济本钱、表达活动期间的时间本钱构成。沉没本钱总以“潜水”形态存在，却是决定主体表达能力高低的重点，沉没本钱越高，主体表达能力越强，反之亦然。表达的后天习得性，决定了沉没本钱是任何媒介表达必不可少的本钱。途径稀缺年代，因途径被少数人控制，经济本钱是制约社会个体跨域表达的要紧原因，个体表达均需支付较高昂的经济成本，社会化媒体将这笔成本降到社会成员常见可承受的范围内，遂使其对社会化媒体表达的意义陡降，乃至可忽视不计。表达途径的“公平”存在，表达经济本钱趋于平等，使表达时间本钱在社会化媒体表达中有哪些用途凸显，即节点主体投入表达与交流时间的多寡已是其拥有多少注意力资源的要紧原因。不只这样，线性、不可逆的自然时间的运动规律客观决定了任何主体的行动议程均是时间线性运动序列中的二选一。即时间A点做A1事意味着失去做A2事的可能，时间B点做B1事意味着失去做B2事的可能。这意味着社会化媒体的引入改变了节点主体所有行动日程的自然时间的分配比率，这一改变虽微小却具备多米诺骨牌效应，势必重构人类自然时间中的所有行动日程，形成新的文化模式。 “表达经济本钱”定义对社会化媒体表达的常见意义陡降，对于各类机构、组织投入多大经济本钱管理、经营其社会化媒体的账号，以争夺更多注意力资源有经济学层面的剖析价值。“表达时间本钱”定义对社会化媒体表达具备常见且深远的意义，其研究致思主要有：一是对社会而言，原本蕴藏社会中的空余时间成为可以推进社会进步的认知盈余。认知盈余是美国学者克莱?舍基的术语，他以此术语描述大量个体把空余时间聚集在网络特别是社会化媒体上所形成的一种常见的社会资产的现象。克莱?舍基说，“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的“集合体”是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surplus）。网络特别是社会化媒体使人类的“认知盈余”成为“一种常见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一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粗略计算，网民一同协同生产维基百科的时间累积总和约代表一亿个小时的人类考虑。[3]二是对认知盈余的开发而言，怎么样开发大量认知盈余使其由想象变成现实，是社会化媒体平台盈利的致思路径。任意节点主体均是认知盈余的创造者，也可参与开发，但要成为开发者需要具备拥有新媒体平台、具备凝聚网民的行动纲领和可以天天24小时不间断持续表达这三个要点。这意味着只有商业、媒体等组织机构具备开发认知盈余的现实可能，具备行动纲领的个体要开发认知盈余需要组建是我们的商业团队。就这个层面而言，盛极一时的网络红人经济势必要转型，成为商业、媒体机构的一部分。现在认知盈余的开发路径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将大量网民聚焦在互联网平台上形成注意力经济的模式，多数门户网站、营销策划公司是此类。第二种是社会成员互联网空间的协作生产模式，维基百科、百度百科是此类。这两种模式均需经营者尽量地减少节点主体的表达时间本钱，使节点主体自由表达尽量的便捷、经济，以增强平台黏性。三是对舆论引导而言，通过批量化增减个体表达时间本钱的方案可起到抑制或刺激表达意愿的客观成效，这在于社会化媒体打造的是阅后即时表达的语境，等待时间的长短将影响个体表达的欲望，因此，通过将表达程序复杂化、减少网速等方法可在一定量上减少互联网舆情的热度。

表达?L险是节点主体的表达文本在病毒式扩散中所触发的明显或潜在的害处。依据风险对象，表达风险可分为表达社会风险和表达主体风险两类。表达社会风险是极少数表达主体出于特定诉求、意在侵犯公民合法权益、风险社会的所有非法悖德的表达现象，其表达行为一经发现，即面临被监管机构切断传播路径和立案侦查、严惩表达者的结局。表达主体风险是表达者发出表达文本的瞬间尚未意识到或意识到却自我感知发生概率非常低，而使表达文本触发信息连锁反应付自己隐私、名誉、声望、财产、权力导致现实或潜在伤害的现象。故表达主体风险绝大部分是表达者自我保护意识不够而产生的一种潜在的个人风险。表达主体风险的主要表现有：一是表达者的表达文本言辞不当，有违法悖德的信息暗示或有事实讹误、逻辑漏洞，被网民抓住放大，招致互联网舆论围攻，并对其工作、生活、名誉产生负面影响。二是表达者误转不真实、非法的链接，表达文本无意泄露别人隐私、侵犯别人常识产权等表达行为，对其线上线下人际交往、经济利益、互联网空间声誉等导致负面影响。三是表达者的所有表达行为若被云数据挖掘，大概成为商业机构、利益集团、诈骗公司、敌对者等侵犯表达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信息工具。借助表达者的偏好、隐私、心理误区、常识缺点、固有偏见等有效信息，商业机构可诱导表达者的消费行为，使其购买商业机构推荐的产品；利益集团可误导表达者的政治抉择，使表达者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重”的政治抉择中失误，做出对利益集团损失较少的抉择；诈骗公司可成功敲诈、巧取表达者的财富，目前互联网电信诈骗的猖獗与立法滞后、打击不力导致的个人信息很多泄露密切有关。因此，除加大全社会的媒介素养教育，增强公众互联网安全意识外，需要立法严厉监管所有非法数据化挖掘表达者行为，立法严惩泄露个人隐私的所有非法行为。

表达自由一直都是在法律规制下的有条件的自由。“表达风险”定义揭示了这一意境。途径稀缺年代，“表达风险”定义的意义主如果表达社会风险层面，“表达社会风险”定义的意义不大。社会化媒体年代，“表达社会风险”定义的价值依旧存在，“表达主体风险”定义的价值日益凸显，其研究致思主要有：一是对互联网空间治理而言，较之途径稀缺的把关年代，社会化媒体使表达社会风险的发生概率大幅度增加。因此，怎么样在宪法赋予的表达自由与有效抑制表达社会风险之间把握好社会化媒体的监管尺度，构建宽严适度的综合治理体系，促进社会化媒体与社会良性互动、有序进步，是社会化媒体空间治理需要面对的现实课题。二是对新媒体平台而言，怎么样审察大量表达文本并从中准时发现含有表达社会风险的文本，特别是政治风险的表达文本，是其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若能借助云数据、智能算法等技术方法，则可大大减少运营本钱，有效防止监管层的严惩。三是对舆论控制而言，通过主流媒体打造建议气候、杀鸡儆猴的高压方法可增强社会成员表达的风险意识，在某些议题上可以达到“沉默螺旋”的舆论控制成效。四是对个体而言，表达主体风险的发生概率从微乎其微到频繁发生，意味着社会个体需要增强互联网媒介素养，加大自我保护意识，谨慎防范个人隐私等重点性信息的泄露，同时，国家应加大个人信息保护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表达收益是表达文本发出后对表达主体产生的短期或中长期的正面传播效应。依据收益是不是可预期，分为可预期收益和预期外收益，其中可预期收益是表达诉求达成的要紧表现。依据收益的性质，分为经济收益、政治收益、社会收益、文化收益、交往收益等。表达收益是勉励持续表达的外在动力源，是影响表达意愿、增减表达本钱、调整表达诉求方向的根本指针。

天下没不收费的午餐，也没持续亏本的买卖。“表达收益”定义形象地暗示了后者。不同性质的媒体机构有不一样的收益偏好，一般而言，民营媒体侧重经济收益，兼顾政治、社会、文化收益；党政媒体侧重政治收益，兼顾经济、社会、文化收益；公营媒体侧重社会文化收益，兼顾政治、经济收益。对于大量的社会个体而言，他们也期望其表达能产生好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收益，因其表达的碎片化、非持续性等特征，这方面的收益微乎其微，可忽视不计。对绝大部分个体有现实意义的更多的是交往收益，即个体通过社会化媒体的持续表达，构建以他个人为节点的互联网交往脉络，融入不一样的互联网社群，并在互联网社群中获得释放生活重压、推荐痛苦与快乐，乃至协同生产的生活意义。

3、结语

社会化媒体现在仍以强劲态势向前演进并使社会关系与结构潜移默化地发生着深刻变革，故对社会化媒体的研究不可以局限于舆论学、新闻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传统视角与范式，还应拓展新的研究视角与范式，更为全方位、深刻地审视社会化媒体自己进步的规律及社会化媒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社会化媒体的技术逻辑是大量节点主体基于社会化媒体随时、随地自由表达，故节点主体应是察看社会化媒体的逻辑起点，基于此，笔者建构了基于节点主体为中心的微表达，由表达能力、表达意愿、表达诉求、表达本钱、表达风险、表达收益为核心定义的“知识性”结构模式，意在从节点主体表达视角重构社会化媒体研究的常识谱系，革新社会化媒体的研究空间，以推进社会化媒体研究的深入。正如任何模式均有自己局限性一样，本模式不可能将社会化媒体所有些研究囊括在内，只不过察看社会化媒体的一个表达主体层面而已，这是研究者应注意之处。

[本文为江苏社科基金“社会化媒体微表达研究”（编号：13XWC016）和南京师范大学教改项目“直面经典：新闻练习新渠道的学理建构与教学探索”的部分成就]

注解：

①所谓“后真相”（post-truth）是用来描绘“客观事实在形成舆论方面影响较少，而诉诸情感和个人信仰会产生更大影响”的情形。该词在2016年被牛津词典评比为2016年度词语。见胡泳：《后真相与政治的将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