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宋代产品经济的进步呈现出三个要紧表现特点：坊市合1、坊郭户籍的打造和同业行会的形成。产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飞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范围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产品化的进程，很多文静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致使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字：宋代；产品经济；文化艺术；产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1、宋代产品经济进步的表现特点
从总体状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产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进步，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目前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产品经济进步的一个要紧表现特点。宋以前的城市通常都是某一行政地区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买卖场合。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买卖时间遭到限制，极不利于产品经济的进步。因为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没办法重现旧貌。伴随城市经济的进步，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９８０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愈加紧急，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买卖时间和地区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涉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９９５年）和咸平中（９９８—１００３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同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 可想见其商业兴盛的情形。因为坊市合1、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进了产品经济的进步。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去传统的“宵禁”法令，产品贸易已没时间的限制，夜市常见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交易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 东京产品经济的迅猛进步势必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７７年）全国有镇市近２０００个，而南方诸路就有１３００多个。这类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地区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种本设于城镇以外的草市，伴随“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渐渐融于都市之中。很多市民为买卖便捷，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产品经济进步的另一要紧特点。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多少差别，也没“坊郭户”这一专用名字。北宋时期，城市产品经济飞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１１０２—１１０６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 而吴涛觉得当时东京主顾客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 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目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见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由于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顾客）太多，困难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１０１９年）12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 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 这类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产品经济进步的势必产物。它的出现，不只表明北宋城市产品经济呈现出兴盛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进步史上具备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所有进步了的以产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 坊郭户籍的打造，将城市与乡村离别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产品经济的进步和产品交换的分工。
同业行会组织的形成是宋代城市产品经济进步的又一要紧特点。行会又称“行团”，简称为“行”或“团”。每个行会都有“行首”或“团首”，一般推举行会中经济实力雄厚者充任。北宋共有行会１６０多个，南宋行业分工更细，行会更多。有些改称为“市”、“作分”。后不断合并，其组织愈加大，在商务活动中发挥要紧有哪些用途。
行会可以参考市场行情变化来重新规定统一的价格；可以保护当地区商业的利益，抵制外地商人抢占当地市场；可以调节行会成员与官府的关系，在应对官府的“科配”和“供行”等赋税的问题上，尽量地保护本行团的商人利益。正如美国经济史学家汤普逊所说：“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它们支配生产分配；它们规定价格与薪资。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的影响。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相的。”⑨ 行会是城市商人和手工业者因一同的职业和利益而组合成的一种社会群体。它是产品经济进步的产物，又在产品经济进步中产生影响、发挥用途。
2、产品意识渗透到文化生活之中
因为城市产品经济的进步，产品意识在宋代城市社会中滋长和蔓延，并无孔不入地向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渗透。又因为都市规范的变化——坊市合1、宵禁废弛，作为城市社会主体的市民阶层表现出旺盛的生活热情和欲望，创造出带有明显产品化色彩的都市文化生活。正如日本学者加藤繁在《中国经济史考证》中所说：“当时（宋代）都市规范上的种种限制已经除掉，居民的生活已经颇为自由、放任，过着享乐的日子。不需要说这种变化，是因为都市人口的增加，它的交通商业的繁盛，它的财富的增大，居民的种种欲望强烈起来的原故。”⑩ 正是市民阶层的“颇为自由、放任”的生活和种种强烈的欲望，致使了新的都市风情、文化娱乐的产生，致使了市民意识的形成。宋人极重传统节日，如元宵、清明、端午、情人节等。伴随产品经济的进步，这类传统民俗文化已被产品意识所“侵蚀”。商大家借助传统节日，销售节日用品和纪念品。如端午节，东京开封“自5月1日及端午节前1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紒紜矠 这样来看，产品经济已渗透到了传统民俗节日中。很多本来是自产自给的民俗物品都已转变为产品，在相当的程度上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法。
过去一向表现为清净、庄严、神圣的寺庙道观也不可以幸免于产品经济强有力的冲击。庙会，又称“庙市”，是国内产品买卖的集市形式之一。一般设在寺庙内或其附近，在佛教节日或规定的日期举行。庙会兴起于中唐将来，在宋代十分风靡。北宋东京开封的相国寺是当时一个十分著名的佛教圣地，在产品经济的冲击下，它的神圣灵光变得暗然无彩，成为产品买卖活跃的场合。相国寺前门是汴河的一个码头，商贾、货物上下频繁；寺内场地空阔，游人海量，是产品买卖的最佳场合。因此，它日渐成了一个市集中心。相国寺的和尚在产品经济熏陶下，在利益的驱动下，没办法稳坐禅床、念好经卷，也直接参与商业活动。有些居然违背佛教戒律，开办了一个烧猪院，经营猪肉买卖。和尚惠明成了名闻京城、专门烹调肉类菜肴的厨师。紒紝矠 产品经济使妙相庄严的佛祖、菩萨难堪，寺庙与市场简直同辙接轨，成了逐利趋财之场。
因为市民阶层的壮大，以满足市民生活和审美需要而出现的文化娱乐也兴盛起来，而这类文化娱乐活动带有明显的消费性和产品化的色彩。宋代市民娱乐的场合主如果瓦舍。吴自牧说：“瓦舍者，谓其来时瓦舍，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是。”紒紞矠 对这一讲解有不少学者不以为然。戏剧学家周贻白觉得瓦舍“实则指为旷物，或原有瓦舍而被夷为平地。”紒紟矠 谢涌濠觉得瓦舍“是浅易瓦房的意思，其含义即指百戏杂陈、百行云集的娱乐兼商贸市场。”紒紡矠 其实，吴自牧是从“瓦舍”的性质而言的。“瓦”本义是指房顶如覆瓦形状的建筑物，是专供文化用的场合，其用途是遮日晒、蔽风雨，故称“瓦子”或“瓦舍”。后来，商人借助这种娱乐场合做买卖，使之成为娱乐与商贸合一的场合，故称之为“瓦肆”或“瓦市”。从这个名字上就可见宋代市民文化娱乐的产品化性质。瓦舍中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可谓百戏杂陈，伎艺繁多。市民们可在瓦舍中尽情地观赏和娱乐。不过，这种观赏和娱乐是文化消费，是要付费的。从瓦市艺人来讲，他们的表演是一种消费服务，他们靠卖艺来谋求生计。如北宋著名的瓦市艺人张山人所说：“某乃于都下三十余年，但生而为十七字诗，鬻钱以糊口”。紒紣矠 又如《金鳗记》载歌妓庆奴“出去诸处酒店内卖唱，趁百十文把来用。”因为伎艺表演已成为商业性的文化服务行业，其收入与服务水平密切有关。因此，瓦肆艺人十分重视我们的表演方法，努力加大自己所演节目的吸引力和感染力。苏轼的《东坡志林》卷一记载：“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可见当时说书的方法之高、感染力之大。瓦肆伎艺是市民文静，它所表现的是市民阶层的生活愿望和审美趣味。在产品经济的影响下，这类愿望和趣味一定有悖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瓦舍的伎艺表演又是有偿服务，其表演的内容也一定是纯感性的、纯娱乐的，它不可能也没义务去为政治教化服务。因此，它成了市民和一些士子尽情享乐、放任情欲的地方。很多青年因常常出入其中，深受新兴市民意识的熏拂，致使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变化。可见这种充满产品化色彩的瓦肆伎艺——市民文静对传统意识的冲击用途。
无论是宋代的民俗、宗教，还是都市文化娱乐，都充斥着浓烈的产品意识。这种现象的出现是社会经济进步的势必结果，是市民阶层创造的一种新的都市文明。
3、文学艺术呈现出产品化趋势
宋代以前的文学艺术，特别是士医生文人创作的文学艺术，通常都是优雅的、非功利性的精神商品。而因为宋代产品经济渗透到社会文化生活之中，产生于社会文化生活这块土壤上的文学艺术也不可防止地呈现出产品化的趋势。所谓“产品化趋势”，包括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指有的文学艺术作品开始直接参与到产品交换之中；二是指文学艺术的创作开始遵循产品生产的法则，并反映伴随产品经济进步而产生的新的都市风情和都市意识。
宋代要紧的文学体裁有文、诗和词。诗与文是传统体裁，因为遭到根深蒂固的“言志”、“明道”的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产品化的趋势不太明显。不过，诗歌已被市井艺人所借助，变成了他们赚钱谋生的工具。北宋中期，东京开封有一位以“说诨话”而著名的艺人——张山人。诨话即十七字诗。其诗诙谐滑稽，意含讽刺，观众在开怀大笑中获得启示，领略褒贬之意。十七字诗类似现代民间文静节目——“三句半”。张山人创制这种诗体“鬻钱以糊口”。宋代民间伎艺中有“合生”。所谓“合生”，就是艺人依据别人临时出的题目，当场作诗，以博求酬劳的一种伎艺。要想博得酬劳，就需要具备娱乐性，所作的诗歌就需要贴题、幽默、让观众产生审美愉悦。从以上所述可以发现，作为正统文学的诗歌已成了市井艺人的衣食之资，诗歌创作的技能也当成产品来供应。
词是宋代的代表性文学，是一种音乐文学。它从唐代“声诗”进步而来，兴起于中晚唐，时尚于五代，兴盛于两宋。词本是尊前宴边娱宾遣兴的工具，由士医生文人在宴会中即兴创作，由歌妓当场演唱。北宋时期，伴随产品经济的进步和市民阶层的形成，词从士医生的尊前开始走向市井，成为士医生文人与市井细民一同享受的娱乐性伎艺——小唱。小唱又称“浅斟低唱”，是宋代十分时尚的一种表演艺术，无论是歌楼、酒馆，还是瓦舍、私宅，都能见到它。谢桃坊先生觉得：“小唱是由简单的方法演唱时尚的通俗歌词。宋词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便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用的。”紒紤矠 此说甚是。因为词大部分是供小唱艺人演唱的，势必具备市民文学的艺术风格。第一，它是为有偿的娱乐服务而创作的，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是一种具备产品性质的精神商品。这就决定了它从语言到题材、从形式到内容都需要迎合买家的审美趣味和赏析水平。因此，词表现出极为明显的艺术特点：通俗性、娱乐性。第二，词是一种产品化的精神商品，它就需要遵循产品生产的规则。词人的创作不是专为抒发主体的“修齐治平”之志和喜怒哀乐之情，而是去表现它的精神商品（作品）的买家（读者或受众）的愿望和情绪。由于词人创作的目的不是自我赏析，而是要让更多的读者乐意赏析。宋词的题材多为情爱离别、伤春叹老、歌酒游乐，就是为了揭示广大市民的生活愿望和生活情绪。由于追求个性解放、性爱自由，追求精神与物质的双重享受，是市民意识的深层底蕴。第三，词既然是产品化的精神商品，那样，流通（传播）便是它达成文学价值的要紧环节。只有流通（传播）途径畅通，它才能占有更广阔的文学市场，才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成效。歌妓是词的传播媒介。词由她们“营销推广”给买家，并通过她们去达成词的文学价值。宋词的兴盛，歌妓与有功焉。南宋后期，词的艺术精神发生蜕变，向“诗化”（追随辛弃疾的“辛派”词人多抒发进取或超然之志）、“雅化”（推崇姜夔的“风雅派”词人倡导雅正）方向进步，广大市民不乐意听，也听不懂，歌妓出于“票房价值”考虑也不愿唱，而改唱“缠令”或其它俗曲，致使了词的流通环节断裂和文学市场萎缩。词因此而走向衰落。
词人的劳务费是由歌妓来支付的。词是精神商品，没办法具体核定其价值。歌妓只有依据演出的创收状况来酌情支付。北宋著名词人柳永的作品深受市民的喜欢，普通的歌妓虽用重金支付“润笔”，也很难得到他的新作。如南宋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记载：“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商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由于一首名人的佳作不只能让一位歌妓获得可观的收益，而且能让她一曲唱红，一举成名。对于好的作品，歌妓是想支付昂贵的报酬的。
绘画艺术在宋代十分兴盛，北宋皇帝大多喜欢绘画艺术。宋太宗特置翰林图画院，将各地的著名画师罗致于京师。宋徽宗在国子监设置画学，专门培养绘画人才。因此，北宋的绘画艺术呈现空前兴盛的局面。伴随产品经济的进步，绘画艺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产品化的趋势。绘画作品一反过去那种优雅的姿态，成为街肆交易的产品。如相国寺庙会日，“殿后资圣门前，皆书本、玩好、图画及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紒紥矠 又如前面提到的潘家楼的“鬼市”上也有“衣物、图画、药环、领抹之类”的物品供应。北宋著名画家燕文贵初入东京开封时，曾在天门道上供应我们的山水、人物画。另一位著名画家许道宁也曾在东京开封端门外将自己所作的画随药卖出。紒紦矠
因为城市产品经济的进步，都市风情焕然一新，为绘画艺术提出了丰富的题材，“市肆画”也应运而生，成为一种新的题材种类。北宋时善于于“市肆画”的著名画家有燕文贵、张择端、高元亨等。燕文贵有《情人节夜市图》，高元亨有“有琼林苑、角抵、夜市等图传于世”紓紛矠，张择端有《清明上河图》。《清明上河图》不止是宋代“市肆画”中数一数二的杰作，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绘画史上不可多得的出色作品。“市肆画”本身虽可能不是产品，但它兴起于产品经济的社会土壤上，是产品经济文化哺育出来的一种新的美术品种。它的出现，说明了绘画艺术在产品经济的渗透下开始发生变化。
4、文化艺术产品化的意义和影响
从以上所述可知，在产品经济的冲击下，宋代的文化生活和文学艺术开始步入产品化的进程。文化艺术的产品化，对当时或后世都具备积极的意义和影响。大家（特别是念书人）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因此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中国古人在思想意识中形成了一种十分顽固的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政治价值成为至上的生活价值。其它的生活价值取向（如经济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等）都不为社会所重视。因此，莘莘学子为了博取功名、踏上仕途而不能不寒窗苦读、悬梁刺股，甚至不惜皓首穷经。到了宋代，伴随产品意识的兴起和文化艺术的产品化，传统的官本位意识开始发生动摇。由于在文学艺术产品化的社会中，常识可以真的被尊重，文人的创作才华可以被赏识，作品可以获得直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文人的艺术价值可以在创作中获得达成并为社会所承认。因此，有不少士子在科举场上失败之后，不再醉心于功名了，而是投身到文学艺术创作中来，通过创作的道路去达成我们的生活价值（艺术价值）。前面曾提到过的北宋著名词人柳永就是一位在艺术中达成了生活价值的士子。他年少时就才华横溢，但在科举考场上却不顺利，曾在殿试时被宋仁宗黜落。从此，他放任于市井2、三十年，为歌妓度曲作词。他的词深受社会各阶层的喜欢，获得了“天下咏之”的社会成效。他也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专业词人。宋代出现的“书会”，就是那些不可以或不愿走上仕途的士子，因生活的需要而组合的文人群体。这个群体是以创作为职业，以创作来获得生计。宋元时有九山书会、古杭书会、武林书会、玉京书会等。书会先生都是职业的作家。南宋瓦舍中的伎艺脚本大多都是源于他们之手。流传到今天的宋元话本和戏剧也有不少是他们的杰作。他们为当时和后世提供了很多的精神商品，以满足大家审美娱乐的需要。除去“书会”以外，宋代还出了文人与艺人组成的“社会”，如表演杂剧的绯绿社、表演清乐的清音社、小说艺人的雄辨社、影戏艺人的绘草社、表演吟唱的律华社等。社中的文人和艺人都是专门化的职业作家和表演艺术家。职业作家和艺术家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时候的文学艺术开始走向成熟。
文学艺术产品化就是文学艺术走向世俗、走向大众。在自然经济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社会中，文学艺术基本上是上层社会审美娱乐和传情达意的工具，而在中国古时候，文学艺术的娱乐功能被政治和道德所削弱，出现了“教化说”、“言志说”、“明道说”、“比德说”等。宋代的文学艺术开始通过产品化的形式走向平民大众，成为士庶雅俗、上层社会与下层社会共享的娱乐品（当然，这里只就词、话本小说、市肆画及瓦舍伎艺而言）。因为遭到以下层民众为主体的消费对象娱乐需要的制约，文学艺术势必要去反映更有常见意义的社会生活，去揭示每人心中共有些人生情绪，以取得社会各阶层的喜欢。宋代将来，都市通俗文静（市民文静）不断兴盛，词、话本、诸宫调、戏剧、章回小说、弹词、评书、时调俗曲等文静样式相继或相竞出现，构成了中国古时候文学的最后兴盛。 这类文学艺术以家庭生活、男女情爱、人物传奇、历史故事、魔鬼神怪为要紧的创作题材，故能拥有广阔的文静市场。这样来看，文学艺术产品化，致使了整个社会的审美观和文静观的变化。
伴随文化娱乐的发达，下层民众的审美能力不断提升，娱乐需要不断扩大。篇幅短小的文静作品（如词、散曲等）已难以满足下层民众的审美需要，鸿篇钜制的戏剧、小说、评书等文静作品应运而生。从此，诗文主宰文坛的历史宣告结束，戏剧、小说成为主导的文学艺术样式。这一结果虽然是文学进步的势必，但文学艺术产品化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出现。
总而言之，宋代产品经济的进步致使了文学艺术产品化，而文学艺术产品化又对社会文化生活、思想观念产生了巨大影响。这是一种好的、具备积极意义的多重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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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①宋代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零四。
②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五。
③《东京梦华录》卷二。
④《宋代东京开封府》，《河南师大学报增刊》，１９８４年，第２９页。
⑤吴涛：《北宋都城东京》，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７页。
⑥《宋会要辑稿·食货 六九》。
⑦王曾瑜：《宋朝的坊郭户》，《宋辽金史论丛》第一辑。
⑧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４２４页。
⑨汤普逊：《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商务印书社馆，１９６３年版，第４３８页。
⑩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台湾华世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９月版。
紒紜矠《东京梦华录》卷八。
紒紝矠宋代张舜民：《画墁录》。
紒紞矠《梦粱录》卷十九。
紒紟矠周贻白：《中国戏剧进步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版，第７２页。
紒紡矠谢涌濠：《艺术研究论丛》，同济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３０１页。
紒紣矠宋代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十。
紒紤矠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９页。
紒紥矠《东京梦华录》卷三。
紒紦矠宋代刘道醇：《圣朝名画评》卷一。
紓紛矠宋代郭若虚：《图画见闻志》卷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