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素质"是多学科研究的对象。从中西比较来看，对人口素质或者说对人口水平问题的关注可以说是中国人口学和人口问题研究的一大特点。在西方人口学说史上，对人口素质问题的关注向来较少，如著名人口学家豪塞和邓肯于1959年为"人口学"下概念时，"经过审慎考虑"，还是删去了有关人口"水平"的内容。早期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阿。朗德里（A.Landry），他在发表于1949年的《人口概论》中曾区别过"量的人口学"和"质的人口学"，并觉得后者以人类生理、智能、伦理、优生学的资质为研究对象。法国著名人口学家阿。索维（A.Sauvy ）在初版于1952年的名作《人口通论》中也曾以一章的篇幅讨论了西方人口学家向来不予关注的人口素质问题。他在第21章中剖析了有关水平人口学的几个问题，如优生问题、人口数目和人口素质的关系问题、智商遗传问题、各民族差别问题及安乐死问题等。索维还区别了优生学和环境学，在他看来，两者的研究目的都在于改进人类的水平，不过前者是通过遗传，后者则是通过改变环境。现代西方学者对人口素质的讨论最著名当首推从经济学角度对人口水平进行探讨的人力资本理论，人口水平就是人力资本，舒尔茨的"人口水平经济学"早已成为人口经济学中的一门显学。但与其说这是人口学的研究，不如说是经济学的探讨。

第一要指出的是，"人口水平"和"人口素质"一般被觉得是两个并无本质不同而只不过表述不一样的定义，在用频率上后者高些而已。1987年中旬，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在杭州召开。关于"人口水平" 和"人口素质"是否同一定义，存在着两种建议："一种觉得，二者一模一样，不必不同用；另一种觉得，从逻辑分层的角度看，二者是有差别的，因而需要不同用。由于人口水平涵义较人口素质更广泛，它是与人口数目相对称的定义。人口素质则是人口某一特点或标志的概括，如文化素质、身体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等，它们的总和构成人口水平，单独的某一素质定义没对称的定义"（邵昱1998）。1991年12月，受国家教委委托，"中国人口素质（生活水平）问题科学研讨会"在京举办，但在这次会议上，好像更多的学者觉得"人口水平和人口素质是同一个定义"（"中国人口生活水平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朱国宏觉得：人口水平、人口素质和人口品质均等于英文中的Population Quality一词，其所指是同一的，至于用哪一术语，一来与年代背景有关，二来与研究者的偏好有关。人口素质一词的常见用途，可能与大家对水平与素质的不同理解有关，水平可通用于任何事物的质的一面，而素质好像只可以用于人类方面（朱国宏1994）。穆光宗则觉得：从严格的意义来讲，两者也有一些细微的差别，这就是所谓的人口水平是相对于人口数目和就人口的总体而言的，而人口素质则是指人口水平的某一个方面，譬如健康方面、文化教育方面（穆光宗1996）。伴随研究的深入，愈加多的学者开始用"人口素质"的说法，这可能是90年代显著不同于80年代的一大特点。回溯国内近20年来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和探讨，大致可以分出几个方面来回顾和评述：

1、对"人口素质"涵义的探讨

中国人口学者觉得，"人口素质"是一个具备多义性的定义，可以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朱国宏1998）。也就是说，"人口素质"是一个相对的定义，在不一样的学科视线里可能有着不一样的规定。"人口素质"的内涵和外延的基础理论问题是70年代初中国人口学复兴以来海量学者关注的一大热门，到今天依旧见仁见智，未有定论。

过去，虽然像社会学家陈达、经济学家马寅初等学者也十分看重人口水平问题，但好像一直没尝试对人口水平的内涵作出界定。对人口水平内涵和外延的讨论过去是70～80年代中国人口学界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对人口水平较早给出概念的可能是北京大学的张纯元教授，他在著名的《人口理论课程》一书中概念如下："人口水平是人本身具备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集中反映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中国人口科学研究成就的《人口学词典》也持相同怎么看，并进一步将"人口水平"的意思概括为"反映人口总体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亦称人口素质"。张纯元的概念虽然非常有影响、并广被引用，但也并不是没争议。几乎同时，梁中堂教授等在《人口素质论》一书中就给出了不一样的概念，他们觉得人口水平是人口所具备的各种构成的总和。这肯定义与前苏联学者的概念相同，如巴兹德勒夫觉得人口水平是人口构成体系的总和。他所说的人口构成包含年龄性别构成、人口健康情况构成、业务技术熟练程度构成、教育水平构成和社会阶级构成等。

这种从结构的角度来概念人口素质的做法应当说是给人启迪的。虽然"人口"与"人"的关系好似森林和树木一样的密切，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从现象上看，人口是个人数目的集合；从本质上看，人口是个人关系的聚合"（阎海琴1992），但毕竟"人口素质"不同于"人的素质"。"人口"范畴和"人"的定义的两个最大不同：一在总量，二在结构。系统论的看法早就告诉大家，结构决定功能。也就是说，肯定的人口结构决定了某一个人口所拥有的功能。这种种"功能"自然可以非常不错地反映出人口的"素质"或者说"水平"。在这个意义上，可能完全可以说，人口的结构就是人口的素质。无视人口总量的和结构的特征来谈所谓的"人口素质"或"人口水平"比较容易与一般意义上的"人的素质"相混淆。事到今天日，仍有一些同志振振有辞地在"人"的层面上做"人口素质"和 "人口水平"的文章，这当然是似是而非、大谬不然的。兰州大学西北人口研究所的李景毅过去非常独特地觉得： "人口素质"和"人口水平"之定义内涵明显相别，各有所指。前者说的是一个人与生俱来自带的是先天本有些 "东西"，泛指"人"这一特殊"材料"的物性"质地"，如生理机能、固有性情、潜在智慧、风韵特征。后者说的则是一个人通过后天自觉地努力多获得的"东西"，其实也就是"人"对其"素质"在社会化过程中进行加工再塑使之改变进步的实质水平，如文化程度、道德观念、信仰追求、工作能力，这样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实可以将"人口素质"视为人本之"源"，或比作生命价值再造的"基础"，而将"人口水平"视为人本之"流"，或比作是自我进步的人为"建筑"（李景毅1997）。在另一篇文章中，李景毅（1997）又谈到：人口水平的本质实为一个人所具备有哪些用途于社会的人力，就其具体存在而言，总是表现为潜力、储力、显力三种方法，而且三者互依相长，并以其统一的拥挤构成一同体现人口水平的实质水平。他显然将"人口素质"或"人口水平"与"人的素质"或 "人的水平"相混淆，将重点做在"素质"和"水平"的差别上，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首要条件：这就是怎么样看待"人口"与"人"的关系。事实上，这是将"人口素质"看作是先天遗传的禀赋，而将"人口水平"看作是后天养育的状况。然而，这种看上去有的道理的看法却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无论"人口"与"人"关系多么密切，毕竟是两个有非常大差异的定义。假如首要条件错了，推论也就不言而喻。诚然，在中文中"素质"和"水平"可以有所不同，但英文中却是源出一词，即"Population Quality"，对此又作何种讲解？

到了90年代，一些学者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阎海琴（1992）过去指出：在人口学中，人与人口两个定义的混淆是致使人口水平很难确定是什么原因之一。现在人口理论界所讨论的"三要点"或"两要点"’论，其实几乎没脱离开从人的素质出发研究人口水平的模式，研究的出发点大多是从人的素质延展开来的。谭琳则倡导拓展 "人口水平"定义，她觉得应该从系统的看法考虑人口水平。广义的人口水平应不只涵盖肯定时空中人口系统中个体素质的总和，而且包括个体素质的整理和互动。因此，从广义上认识人口水平，第一要区别个体的人的素质和总体的人口水平的差别。人口水平不是个人素质的简单加总或任何形式的加权和，而是个人素质的有机组合，具备系统性即整体性、组织性和动态变化的特点。

这两位学者的考虑都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当时没引起学术界应有些关注。其实早在80年代中期，郑祯诚对"人口"与"人"的关系就有了明确、深刻的讲解。第一，他区别了"普通人口"与"具体人口"。作为一般、抽象的人口，只应该有"一些最简单的规定"，而不应该加上种种只适用于具体的、特殊的人口的一些历史规定性。第二，他觉得，人口水平是人口属性所需要的全部内容。人口属性具备二重性，即自然属性� ；� ："生命"和社会属性� ；� ："劳动"。他在1986年过去指出：有些同志把人的定义混为人口的定义，把人性混为人口属性，把特殊人口混为普通人口，因此他们在论述人口水平时总要加进一些只在肯定的历史时期才产生，才具备的内容来作为普通人口水平的内涵。然而，因为中国人口学界真的的学术规范规范一直没打造起来，因而很正常、也很必要的学术评论工作与评论中的学术承继一直不尽人意，所谓的学术研究常常处在低水平重复甚至思想倒退学术萎缩的窘境中。由于多年来国内学界对"人口"定义认识不清、定位不准，已经致使了理论上的混乱，以致于到了20世纪末，一些有识之士还不能不旧话重提，来澄清"人口"的原意与与"人"有什么区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郭志刚（1998）觉得：人口是一个抽象，原义上是统计学的定义，代表人类群体在定量方面的属性。最普通的"人口"只不过人的数目抽象，不区别阶级，没社会属性规定性。本质上的规定性是存活着的人的集合，其实这是生物性的人的集合。据此，他反对把"人口"看作是"可持续进步"中心的看法，同时还反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 的传统怎么看。不过，笔者以为：看到"抽象人口"并不够，还应当看到"具体人口"，因此，看到"人口"与"人" 有什么区别并不够，还应当看到两者的联系；进而从统计学角度界定人口也还不够，还应当从社会学角度来察看"人口"。不然就会像马克思过去所说的：人口就变成了一个混沌的表象、一个数字的堆积、一个没意义的抽象。总之，人口的属性是双重的，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

阎海琴觉得：个体的人与人口之间有一个"差"的定义。这个"差"抽象地说，就是所迸发出的人口聚合力；具体地说，便是人口各种构成。显然，个人素质水平或者构成人口总体的个人素质的平均水平，决不等于或者决不代表人口水平的高低。相反亦然。之所以这样，就由于"差"的定义存在。单个的个体是无所谓"聚合力"和构成的。认识了这一点，人口水平的定义和内涵也就很容易确定了。即从总体来讲，人口水平包含各种人口结构和人口聚合力两大方面。人口结构不但包含人口的自然结构（为了延续人口的存在和进步），还应包含人口的社会结构（为推进社会的进步）和人口的地域结构（为了认识、借助、改造自然）。人口的聚合力包含人的一致性、纪律性与改造和认识实世界的一同能力。简言之，即指一种集体的力量。这里，人口结构与人口聚合力是相辅相成的。谭琳的怎么看与阎海琴的看法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在学术承继上关系可能是微弱的，这也恰好说明了学术性的综述和评论是多么要紧。

笔者觉得，他们可以看到个人之间、人群之间"聚合力"或者说"互动力"的存在和用途，并以此来界定"人口素质"或"人口水平"，称得上是理论上的一个突破。阎海琴提出的那个"差"的定义是相当要紧的，事实上，直至今仍有不少人在用"人的素质"替代着"人口素质"，混淆着这两个虽然联系密切但也有重大不同的定义，究其缘由就是根本就没看到这个"差"的存在。总之，对于真的人口学意义上的人口素质来讲，坚持系统、结构和互动的看法是绝对必要的。大家可能可以说，所谓的人口素质或者说人口水平，就是指在肯定的历史条件下人口的结构和组合状况所展示的各种社会功能和影响力。较高的人口素质和人口水平，一般一直具备较为适当的结构和组合，同时也会产生较强的社会功能和较为积极的影响力。

从人口素质的外延来看，主如果"三要点"和"二要点"之争。传统的"三要点"论觉得，人口素质包含了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并觉得身体素质事实人口水平的自然条件和基础，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水平的中心。以张纯元（1998）为代表的一种看法觉得："人口的身体素质"是指发育是不是完善、智商是不是完好、体力大小、体质强弱、耐力的持久情况、动作的敏捷程度等。普通的常用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与平均增长速度、相对的平均体力和耐力水平、呆残低能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婴儿死亡率、总死亡率、平均预期寿命等。"人口的文化科学素质"是指一个人口群体的文化常识、科技水平、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普通的常用性指标有：在校大学生占总人口的比重、常识分子占总人口的比率、文盲率等。"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指大家的思想意识形态，其中包含生活观、道德观、思想品质和传统习惯。直接或间接进行衡量的指标主要有：忠诚的爱国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尊老爱幼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模范遵守公共秩序者占总人口的比重、吸毒者占总人口的比重、青少年犯罪率及刑事犯罪率等。

另一种也产生过影响的"三要点"论则觉得，"素质"即"潜能"，包含生理潜能和心理潜能；就人口素质的内在结构来看，包含了身体素质、智商素质和非智商素质或简称心理素质（穆光宗1989；许金声1991）。之所以用 "智商素质"代替"文化科学素质"，是由于文盲人口虽然可能缺少文化科学方面的素养，但决不会缺少肯定的智商进步水平；换句话讲，"文化科学素质"的说法没办法测度非常大一部分在文化科学教育以外的人口。至于"非智商素质"也是相对理智、客观的怎么看，比"思想道德素质"的说法更为中性，也更具可比性。

第三种"三要点"论觉得，人口综合素质不是个单项素质相加之和，而是各单项素质在人的活动过程中有机组合构成的一个动力整体。具体来讲，"人口综合素质"是人口之"动力素质"、"能力素质"和"伦理素质"的乘积。据盛少波（1992）的怎么看，只须影响着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可归类为"动力素质"，若需要、动机、理想、意志、兴趣、进取心等；举凡影响生命主体完成活动的可能性和效率的素质都可归类为"能力素质"，如体力、智商、精力、社交能力等；只须能在生命主体的心理结构中起行为准则有哪些用途，控制主体倾向以某种相对稳定的方法从事活动，就能归类为"伦理素质"，如道德、性格、世界观、态度或是国民性等等的心理特点。

"二要点"论则觉得，"人口素质"只能由身体素质和文化科学素质组成。其理由是：假如把思想道德素质包含进来，因为缺少统一的衡量尺度，就很难进行人口素质的国际比较；即使是泛人类所需要遵循的道德规范，进行指标分类和量化也是非常难解决的问题（陈剑1988："中国人口生活水平比较研究"课题组1992）。

从现在的认识来看，无论是"三要点"论还是"二要点"论，在认识上好像都没完全摆脱将"人口素质"等同于"人的素质"的嫌疑。但退一步说，假如考虑了结构性原因，好像也并不是不可取。毫无疑问，大家既要看到 "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的联系，又要看到两者有什么区别。所谓"人口素质"或"人口水平"也就是总量平均、系统有机和结构组合的意义上的"人的素质"。

2、人口素质有哪些用途力和影响原因研究

"人口素质"为何要紧？这里涉及了"人口素质"之用途力和效果问题的研究。80年代人口学界在理论上探讨"人口素质"的意思和重要程度的同时，已经有一些学者转向实证性研究，开始将"人口素质"问题与"脱贫致富" 问题相联系。作为80年代初期一项有影响的研究，王小强、白南风（1986）两位学者过去提出发人深省的假说：人的素质差是所谓"落后"定义的本质规定，"人的素质"或者说"人口素质"被看作是贫困、落后的决定性原因。很多后续研究都是以此为基础的。笔者本人也对"人口素质"与"脱贫致富"的关系进行过细致的研究，结论是：人口素质低或差本身既是广义贫困的一个要紧特点，也是狭义贫困（经济贫困或物质贫困）的一个要紧根源。具体来看，第一，健康素质好未必就能脱贫致富，但健康素质差到一定量以致于影响了对劳动和生活的参与，则会明显地成为脱贫致富的阻力；换言之，健康情况对脱贫致富的负效应要大于正效应。第二，贫困的本质规定是一种恶性循环，是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的共生、物质贫困和精神贫困的交织。作为脱贫致富的非经济障碍，文化贫困和精神贫困是比物质贫困更深重、更长期、也更难克服的特殊贫困问题。所谓文化贫困，是指人口的文化素质低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贫困问题，即教育的贫困，如缺少理性、视界狭小、目光短浅等；而精神贫困则是指人口的心理素质弱所产生的一种无形贫困现象，即心态的贫困，如人穷志短、内心空虚、只求温饱等。第三，人口素质的改变程度本身应视为脱贫致富系统工程新的、要紧的规范。或者说"素质脱贫"是大家的本质目的，文化脱贫和精神脱贫需要摆上议事日程（穆光宗1989）。

到了90年代，人口学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就还有对国内22个省区23个贫困县的一份实证研究。张纯元等的研究结论是：人口原因从多方面制约着贫困县的脱贫致富进程，但低素质人口对经济进步的制约用途比过多人口数目的制约用途更大；进步教育、提升人口素质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基础工程，进步职业技术教育则是贫困县脱贫致富的根本方法。这一结论再一次在理论上证实了各界人士早已达成的一个共识，"治穷先治愚"的经验就早已被基层社区组织所认可并付诸推行。

有较多的研究者谈到了"文化素质"在控制人口和进步经济中有哪些用途。杨耀臣（1993）的研究过去得出一个结论：人口再生产的长势直同意人口教育水平的强烈反用途。也就是说，人口受教育水平的提升有益于减少生育率，事实上这也早已被国内外很多的研究所证实，尤其是育龄妇女的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高度负有关这一点尤为突出并广为人知。这是由于受过好教育的育龄妇女一般更拥有"经济人"的理性，更能冷静、客观地对待生育的本钱和功用，因而也就更能作出符合年代时尚的生育决策，她们总是更重视生育的水平，也不可以不考虑生育的机会本钱，更乐意在生养孩子和个人进步之间打造起某种联系。在杨耀臣（1994）的另一项研究中，他强调了教育的经济价值，他通过定量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今天只须拿出400 多亿元投入到普及9 年义务教育，15年后人口数目可望降低6000 万，全民文化程度的起点为初中毕业；还清原先增设的教育经费，还可获得年利1700亿元以上。要紧的可能不是这诱惑的数字，而是剖析所展示的道理即教育投资是"一本万利"的投资行为，而且是早投资、早得益的大好事。正如笔者近年来一直坚持的看法：人的建设是最基本的建设，人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投资，人的进步是最重要的进步。也有学者觉得，中国要达成人力资本依托型的经济增长（康晓光1995；张朝尊，吴光炳，高玉喜1996）。鲁迅先生早年说得好：人立尔后万事举。发轫于20世纪中叶的人力资本理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到了80年代，西方新兴的四要点经济增长理论更是把常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为要紧的原因来对待（穆光宗1999）。这类都是发人深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