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素质"的确是中国现代化和可持续进步事业命脉所系的大问题。国务院研究室教科文卫司司长解思忠过去对国民素质从人格、精神、道德、文化、科学、健康、职业、审美等八个方面进行了考察，总结出了24种缺点（解思忠1997）。但中国人口素质有哪些用途长期没得到充分的发挥，这一点却成了国人皆知的事实。1992年，朱国宏过去尝试用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的劳动投入分解法来测度中国人口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结论是：在中国 1952～1986年间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长有哪些用途最大，第二是劳动投入量，而包括人口水平用途在内的"残差"有哪些用途则只有12% ，在国际上是偏低的；进一步的分解表明，人口水平用途在"残差"中大概占了40% 左右，对经济增长有哪些用途则约为5%～6%. 究其缘由，主要在于劳动力人口水平的转化遭到了社会经济原因的制约，从而出现了实际转化的比例低、存量水平也低的情况（朱国宏1994）。但遗憾的是，后续的量化研究近年极少见到。从理性上推论， 90年代以来劳动力素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肯定是上扬的趋势，尤其是近年对"常识经济"的主张使得常识和人才升值的趋势几乎袭遍全国。但确切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有几项研究得出了一个共性的结论：这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进步水平超前于经济进步的水平（朱国宏1991）。理论上的讲解大致是相同，就是中国的人口素质与经济进步的关系还没转向良性循环，使人口素质在转化为经济进步动力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障碍原因。正如朱国宏所指出：这类障碍原因，既有人口水平形成方面的，又有经济进步本身的，还有人口水平转化为经济进步动力过程所势必产生的。所有这类障碍原因的存在，从人口水平投资角度剖析，又主要与投资机制的不完善和不健全相联系，而这正是改革的重点所在。1995年笔者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面临的不止是国民素质不高，而且是国民素质潜能实际转化的比例不高的问题。国民素质问题并不只局限于文化素质问题，健康素质尤其是心理素质问题也相当要紧。现在中国要十分警惕新的贫困即"富裕的贫困"现象愈演愈烈。在物质上脱贫致富的同时，中国也面临着怎么样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尽快脱贫致富的艰巨任务。在可持续进步的框架内，全方位、可持续的脱贫致富是物质� ；文化� ；精神三位一体的，可能可以说，国民素质的现代化是脱贫致富真的本质的目的。市场导向的经济社会变革给国民健康素质的提升和改变带来的挑战表目前：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一部分人口生活态度的非理性化和生活方法的非科学化。表目前改革的取向上，一是在体制改革上，要从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向政治体制、干部体制和行政管理体制深化和推进；二是在人口政策上，要从控制人口数目为主逐步转向看重提升国民素质的提升和改变。

上述剖析告诉大家，对"人口素质"问题的研究不只要超越人口学的视线进入广阔的社会科学范围，而且研究本身还拥有了最直接、最富策略性的政策涵义。

进入90年代以来，伴随"可持续进步"定义和命题的流播，研究者们开始愈加多地将"人口素质"问题与 "可持续进步"问题相结合。很多学者都深刻地意识到：在可持续进步的理论框架中，需要高度看重"人口素质" 在中国人口进步中的地位和用途。由于在中国人口的基本国策中，控制人口数目毕竟是方法，进而提升人口素质改变大家的生活水平才是大家的目的所在。然而遗憾的是，正如有些学者指出：在一些地方，因为"一手硬、一手软" ’，即抓控制人口数目用硬指标，抓提升人口素质用软指标或无指标，导致对控制人口数目的目的产生迷惑，最后变成为控制人口数目而控制人口数目。在中国的生育率已经降到不可以再低的时候，假如不准时纠正"一手硬、一手软"的做法，不只不利于人口进步，而且会通过多种渠道影响全方位的可持续进步，如通过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等渠道（（谭琳1996）。毋庸讳言，中国所谓的人口政策事实上是偏狭的生育政策，"提升人口素质"这般重大的策略性问题常常是停留在口头的呼吁上，理论上的强调和实践中的忽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孙兢新（1998）对中国人口科学文化素质的近况和问题进行了探讨，他的描述性剖析再一次证实了大家已知的一个结论：从时序变化的角度看，近20年来，中国的国民素质得到了一定量的改变，如青壮年文盲率在降低，文盲人口在降低，在业人口的文化素质有所提升；但从横向比较的角度看，即在世界体系中观照中国的国民素质，则不容乐观，如中国人口平均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在业人口中15～24岁年轻人学龄人口依旧占了相当的比率。

怎么样使一个"人口大国"变成一个"人才强国"的确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问题。邓小平尤为重要的一个人口思想就是充分强调提升国民素质的重要程度。1985年5 月19日，他在"把教育工作认真抓起来"的讲话中就留下了光耀千秋的一段话，这就是"大家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进步后劲的大小，愈加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常识分子的数目和水平。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一流的社会主义规范，大家的目的就有把握达到。"

可持续进步是以人的全方位进步为中心，而所谓人的全方位进步非常重要的标志归根结底是人口素质的全方位提升。笔者过去指出：从可持续进步的需要出发，人口素质问题是人口与进步之间很多问题中最值得关注的，由于它居于中心的地位。因此，要协调人口与进步的关系，一个要紧的考虑就是要设法提升和改变人口素质。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可持续进步"课题组（1995）过去提出一些引人注目的看法：（1 ）将来世界的角逐，归根结底是国民综合素质的角逐。要维持经济持续的进步，就需要全方位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在课题组看来，国民综合素质是由人的体力素质、智商素质、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多方面的素质构成，其中体力和智商素质又是科技文化素质的首要条件条件，科技文化素质则是国民综合素质的基础素质。（2 ）人口增长和自然资源缺少是国内经济进步中的一个基本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重点在于在控制人口数目的同时，提升人口水平，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如此不只能达成对"增长极限"的突破，而且能在一定量上替代逼供内保护自然资源。（3 ）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是达成国内可持续进步策略的要紧保障，是加速中国科教兴国的策略部署，即科教兴国的基础首要条件是全民族的科学教育文化素质的大提升，这又有赖于体力、智商、健康等基本素质的提升。因此，科教兴国，要先兴科教；科教要兴，需要先投资于民，提升国民的综合素质。"国民素质"这种提法目前已广被同意。笔者觉得，这种提法好像在理解和把握"人口素质"和"人的素质"这两种提法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是一个更灵活、更贴进实质的一种说法。但遗憾的是，在课题组上述的概念中，还是不自觉地把"人口素质"与"人的素质"划了等号，他们好像忽略了结构的力量、人际的互动与由此体现出的功能和影响力。"用人力资本代替自然资本"这是一个要紧的想法，1985 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早在《没极限的增长》中就以"最后的资源"为题讨论过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策略性价值。要科教兴国，第一要国兴科教，这无疑也是一条要紧的思路。近年来，又有不少知名人士对此大声疾呼（孔宪铎1998）。进一步的问题可能是，不只要投资于民，而且要勉励大家的人民。对贫困区域教育需要的剖析已经表明，家庭教育投资可能产生的效益与投资主体对教育的需要或者说怎么看有关，仅仅投资于民，还未必可以解决问题。

事实上，即便在"计划生育"的视线中，"提升人口素质"也完全可以通过"保障生育水平"来落实。近年来，高层领导显然已经看到了"生育数目控制"和"生育水平保障"之间两不平衡的隐患和弊病，开始强调计划生育部门也要为提升"出生人口素质"而努力。1998年1 月5 日至7 日，在天津召开的加大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提升出生人口素质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彭佩云谈到：中国虽然在控制出生人口数目方面获得了卓越的收获，但在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方面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据有关研究推算，中国每年约有20至30万肉眼可见的先天性畸形儿出生，加上出生数月和数年才显现出来的先天残疾儿童，总数高达80至120 万。每年新生儿因发生窒息而致使脑瘫、癫痫和智商低下者有20至30万。于是提出了"全方位落实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新口号，具体需要：使高发致残、致畸的出生缺点发生率有较大幅度的降低，努力消除因围产原因、孕期及哺乳期妇女缺碘所致使的儿童智商损害，不断提升出生婴儿的身体素质和智能。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进步原则的一个大问题。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由于这无疑是符合可持续进步原则的一个大问题。一般觉得，"出生素质"是"生命素质"的基础，"生育水平"是"人口水平" 的基础。先天遗传的素质是奠基性的，后天养育的素质总是有其生物学的极限。或者说前者是"潜在素质"，而后者则是"表达素质"。

谈到影响人口素质的原因，大家可以分出"先天遗传"和"后天养育"两个角度来剖析。这就不可以不涉及"优生"和"优生学"的话题。优生学自19世纪末英国遗传学家弗兰西斯。高尔顿创立以来，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中国自建国以来，优生学也一直没得到足够的看重甚至遭到贬抑。在中国优生学说史上，一位已经过世学者是不应该被忘怀的。他就是中国老一辈的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他在抗战时期编译的名著《优生原理》到今天仍被专业职员看好，此书共分8 章，前4 章说明了优生学的基本看法并介绍了国际上的要紧研究成就，后4 章则介绍了怎么样提升人类素质的一些优生学办法。在"优生"问题上，一个共知的问题是：遗传和环境、先天与后天、性与养从"优生学" 创立之初起就开始纠缠在一块，难分难解。对此问题的争论种种，潘光旦（1981）的看法相当精辟：大家论人才，原有两个非常分得开的方面，一是方向即才智走的是哪条出路；二是造诣即才智的成功能到达什么程度；前者的决定大半因为环境，而后者的决定则大半因为遗传。或者还有一个更简明的说法，所由造就人才的"缘"大多寄寓于环境之内，而所由产生人才的"因"却要在遗传里寻觅。"

有的学者的议论也是非常富启迪的，胡纪泽（1986）在重温潘光旦先生《优生原理》时的感悟是：一个人能否在某项事业中成功，除去他的智能、环境条件与自己的刻苦努力外，还与他的风韵密切有关。不一样的事业，需要不同风韵的人。一个人的风韵主要也是由遗传决定的。近年来，有关优生学的成就主要集中在苏苹、侯东民编著的《优生学概论》一书中。该书不只论述了遗传和优生、环境与优生的关系，而且强调指出优生也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并尝试从社会医学的角度讲解了社会与优生之间的关系。钱信忠先生（1986）也曾从普及常识的角度探讨过优生优育即提升人口素质的问题，并倡导拟定优生保护法。

对人类的优生起重大用途的一条渠道是生育选择。然而，中国人口政策的偏狭性从刚开始就表现出了如此的特征：在人口数目的控制上做得非常严，而提升人口素质的手段却少之又少。正如有些学者提出：控制过死则缺少优生学的远见，"一对夫妇只生一个"的提法太笼统，缺少科学预见性。殊不论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在几十年后或许会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仅从优生学上看就有了缺点（胡纪泽1986）。对独生子女问题的探讨好像支持了如此的看法。在近年来有关中国生育率降低代价问题的研究中，"独生子女问题"是最引人注目的代价问题之一，确切说包含了原生性的独生子女新生代素质进步失衡的问题（如非智商素质问题比较突出、次生性的独生子女爸爸妈妈的养老问题和独生子女我们的婚姻问题等（穆光宗1994，1995）。

当然，少生也会能够帮助优生，笔者过去剖析过计划生育对提升人口素质有哪些用途成效，初步结论是：（1 ）中国的计划生育通过一系列的综合手段在较大程度上减少了广大育龄妇女的生育风险，或者说降低了她们"风险生育" 的概率。如通过一系列预防性手段，提供多元化的可供选择的避孕节育手段，帮助广大育龄妇女防止了非必须的妊娠与由此引起的人工流产，从而促进了她们的身心健康。（2 ）在计划生育深入人心并遭到群众常见欢迎和拥护的地方，计划生育对妇女健康的影响大多比较积极。如计划生育"三结合"的成功实践所形成的好的社会心理环境对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有着好用途。（3 ）计划生育对生育水平的正面影响无论是宏观还是微观，都是积极且显著的。主要表目前：其一，"少生"这一结果本身对下一代的优生优育具备肯定的正面用途；其二，优生优育手段的落实有力地促进了优生优育事实的形成和扩充；其三，妈妈一代在健康情况和受教育情况两方面的俗话子改变对下一代的生育水平具备强有力的提高用途（穆光宗1996）。

3、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研究

中国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引起注意大概是在80年代中后期。胡纪泽（1986）觉得，假如鼓励少生，率先响应的必是高智能的常识分子阶层。他们多半由于事业的原故不愿多要孩子，总是只生一个就已满足，而完全不要后代的高级常识分子更是大有人在。如此就带来了紧急的反选择、反优生的后果：高智能阶层的后代不断降低，如此必然拖住整个种族进化的后腿。虽然他没用"逆淘汰"一词，但"反优生"的说法其实并无二致。有的同志注意到，城市人口少生农村人口多生这种二元化的生育格局好像在制造人口素质结构性降低的悲剧。显然，其时人口学界还没常见关注这个问题。1987年11月在杭州召开的"中国人口素质研讨会"对此问题不置一词好像就足以证明，而到了1991年底召开"中国人口素质（生活水平问题）科学研讨会"时，已有多位学者讨论人口素质逆淘汰问题。这样看来，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应该是在进入90年代之后。1991年，周孝正和笔者同时在《社会学研究》撰文讨论了"人口素质的逆淘汰"问题，周孝正觉得：所谓人口逆淘汰，是指高素质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缩小，而低素质人口所占比率扩大的过程或者说现象。笔者则觉得，"人口逆淘汰"指的是总人口中低素质与零素质的人口比重愈加高，以致于形成人口再生产在水平方面"劣胜优汰"恶果的一种社会现象（穆光宗1990）。

事实上，"逆淘汰"一词源出高尔顿。高尔顿在同意达尔文自然选择的生物进化理论后提出了这一定义。但在高尔顿的研究中，当时他注意到的是遗传素质的逆淘汰。他把"逆淘汰"概念为：现代文明社会，包含科技、法律、宗教、伦理道德等或许会创造如此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不只一些被觉得身心俱健的"适者"能存活繁殖，同样使一些被觉得应是是被淘汰的弱者，也得到存活甚至繁殖的机会，如此必然增加好友群中被淘汰的弱者，如此必然增加好友群中不好的基因的遗传频率，最后紧急地削弱人类的遗传素质（赵功民1992）。在过去的10年中，人口学界的认识大概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看法明确提出了"人口素质逆淘汰"的警告（周孝正1991；陈剑1992）；第二种觉得"人口素质逆淘汰"的怎么看站不住脚，甚至是错误有害的一种认识（戴星翼，侯东民1992）。第三种则觉得，从全局看，"人口素质逆淘汰"不是一个事实，而是一场虚惊；但从局部看，"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也是存在的，对此不应当视而不见（穆光宗1991，1995）。具体来看，这三种代表性看法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种看法觉得"人口素质逆淘汰"可以分为"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和"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两种。陈剑觉得：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是指不一样的文化群体，因为自己素质的差异和外面环境的不同所引起的生育率的不同。因为农村妇女孩育水平比城市高，长期下去就会形成一种不利的人口结构，即能为人口素质提升创造较好条件的城市人口比重降低了，不可以为人口素质提升创造较好条件的农村人口比重则提升。身体遗传素质逆淘汰，则是指由遗传素质差异引起的逆淘汰。即越是有遗传生理缺点的爸爸妈妈越能为社会生育更多的孩子，而身体完善的爸爸妈妈则限定在严格范围内。陈剑强调了三点：一是总体人口素质逆淘汰现象应当引起关注，二是人口控制是缩小而不是扩大了总体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三是由身体遗传素质的差异所引发的逆淘汰则与人口控制有关。笔者觉得，将生育率的差异当作人口素质的差异不止是一种牵强的怎么看，而且是一种静态的封闭人口的错误假定。事实上，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虽然城乡生育率存在着二元化的格局，但农村人口、农民人口的比率却在非农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显著地降低。再者，极其个别的由于遗传生理缺点而多生一胎的现象虽然过去存在过，但其负面影响被夸大了。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人口素质逆淘汰"所展开的讨论就好象当年的堂吉柯德那样对着"风车"大战了一场，好像是杞人忧天而已。

陈谊（1998）的硕士论文过去探讨过"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与人口素质的关系"。她把"人口素质逆淘汰" 概念为：在人口素质进步过程中存在的对人口素质提升产生消极影响和妨碍用途的原因，结论是：城乡人口的生育率差异对人口文化素质的逆淘汰用途是存在的；进一步的剖析之后，她又觉得：受教育条件的改变和提升对人口文化素质的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的影响次之，城乡生育率差异的影响最小。她特别强调人口迁移对于"逆淘汰"的缓解用途。该文将对人口素质提升产生消极影响的原因归为"逆淘汰"本身是大存在争议的，但她看到人口系统开放的现实性是值得一定的。

作为第二种看法的代表人物，戴星翼觉得：逆淘汰现象宏观是假、局部是真。在办法论上，"逆淘汰"是失败的。断言中国发生了逆淘汰现象，至少是轻率的。由于"无论大家怎么样谈论"逆淘汰"或"不利的选择"，到时都会发现这不过是一场虚惊，民族的血管中仍保留着"足够多的好东西"。侯东民则觉得"人口控制致使人口素质逆淘汰"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论断与认识，由于人口控制有有效抑制人口素质"逆淘汰"的功能。对此，陈剑和笔者本人都持有相同的怎么看。戴星翼区别宏观和微观的看法有他的道理，事实上，笔者持的也是一样的见解。只不过作为小心乐观主义者，笔者在一些具体怎么看上不同于前面的两种。

作为第三种见解假如成立的话，笔者的怎么看主如果：其一，从结构的角度讨论人口素质问题时，最需要关注的是不同素质进步水平的人群或者说带有特定水平标识的人口各自所占的比重的变化。因此，在理论上的确有一个人口进步是"正淘汰"（优胜劣汰）还是"逆淘汰"（劣胜优汰）的问题。其二，"逆淘汰"现象在肯定范围一定量上是存在的，所谓人口逆淘汰可界定为低素质的亚人口群规模不断扩大或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趋势，但并非生育率的城乡差异所引致的。其三，在研究"逆淘汰"时，不应忽略"正淘汰"，两者最好结合起来研究。由于人口素质的进步水平势必是正负两种淘汰力此消彼长的结果，也是正反两种社会选择机制动态平衡的产物。总的来看，"正淘汰"是主要的；从进步的见地看，"逆淘汰"也是不足为忧的。其四，"逆淘汰"现象大概可归为三种：一是自然性逆淘汰，这是由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所引发的；二是遗传性逆淘汰，是人口系统长久地自我封闭，致使通婚圈缩小，出生人口素质呈现结构性降低的趋势。三是社会性的逆淘汰，这是指因为社会发育不好的，教育卫生条件落后，致使对人口健康素质和文化素质的提升产生威胁甚至对某些人群带来紧急的害处。

在研究人口素质问题的过程中，笔者愈加深刻地认识到了开放人口系统的重要程度。事实上，要遏止人口素质的逆淘汰，促进人口素质的现代化，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使人口系统走向开放。人口流迁使得人口正淘汰的机制力量变得强大起来，使地区人口成为开放系统。人口流迁对人口系统的现代化是绝对必要的，但人口流迁也应当有个度，这个"度"包含向度和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