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文：自由的理想

2、 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3、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4、 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5、 技艺与人文：匠心

6、 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1、人文：自由的理想

人文学科（Humanities）字面上自然第一是一种学术分科，以别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人文学科又不仅仅是一种学术分科――假如那样的话，它就能简单地归入社会科学的行列，就像中国现在的学术管理体制所做的那样――而且第一不是一种学术分科。人文学科第一着眼的是对于“人”的“培养”，是对于“理想的人”、“完全的人”、“最具人性的人”，一句话，“自由的人”的“培养”，如此的人（性）被叫做Humanitas，对如此的人的培养希腊年代称为Paedeia（英文教育学Pedagogics和Pedagogy一词源自此）。从Paedeia到Humanitas再到Humanities，其间贯穿的是理想人性的观念，即人的理念。所以，人文学科的精神实质是树立和培育人的理念，至于通过什么渠道，学习什么常识内容，还在第二。或者说，学习什么常识内容、通过什么方法来学习，都取决于有哪些样的“人的理念”。

假如说“人文学科”的内容取决于“人的理念”，那样“人的理念”又怎么样规定和选取？通常来讲，应该干什么样的人、哪种人是理想的人，怎么看不少，好像具备某种相对性和多样性。是不是基于不一样的人文理念可以导致不一样的人文学科呢？假如大家筹备把人培培养听话适用的工具，培培养大工业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或者有专长和技艺的专家，那样也存在一个相应的人文学科吗？事实当然不是如此。

人文学科具备某种历史的延续性，关于理想人性的定义也存在着历史的继承性。在这里，多样性一直服务于统一性。教养和文化、智慧和德性、理解力和批判力这类一般认可的理想人性，一直与语言的理解和运用、古老文化传统的认可、与审美能力和理性深思能力的培养联系在一块，语言、文学、艺术、逻辑、历史、哲学一直被看成是人文学科的基本学科。今天，人文学科一直可以相对的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区别开来。

这同时也意味着，关于人的理念有着历史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在这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中，希腊人的“自由人”定义贯穿一直。理想的人是自由的人，或者说，“自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最后持守的东西。所有人的价值、尊严、理想、美德，都打造在人的自由之上。

自由不是人特有些一种能力，而就是人的存在方法本身。自由的存在方法是“为自己”的存在方法。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哲学时说，“正如大家把一个为自己、并不为别人而存在的人称为自由人一样，在各种科学中唯有这种科学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只是为了自己而存在。”（《形而上学》982b26）什么是自己呢？怎么样达到自己？人身上的很多“东西”，或许所有“东西”都不是我们的，其物质组成是这个古老的宇宙，其社会行为受制于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如果是把人当作一件物进行剖析，那就确实找不到什么独特的“自己”。要达到自己第一要具备一种悬搁的能力。自由正就是如此一种悬搁。人作为人的存在方法就是对所有外在事物的悬搁，向着“无”（它）回归。

向着“无”回归，便同时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展开与向着无回归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回事。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法。对无的持守是人的本质，也是人的“无”本质，由于人确实没本质。对无的持守也就是永远维持一种超越的姿态，不限定在任何既有些格局之中，向着过去、目前和将来开放。

向着无穷的可能性展开、向着过去和将来伸展，这正是时间性的根源。自由就是时间性。正像只有人才是自由的，只有人才拥有空闲，只有自由的人才会有历史。反之，人在也只有在他的历史性中持守着我们的自由。这就是为何所有人文学科本质上都是历史学科的根本缘由。



2、技术：人的本质构成

人没我们的本质。并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人性，这是人的基本的悖论：人的本性就是它没本性。人文学科的目的就是唤醒大家身上的这个最原始的本性，即回归“无”的本性。人的无本质包括着两层意思，第一，它没固定的本质――人是一种没有完成的存在，一直处在流动变化之中；第二，它的本质的构成是一种向着“无”的，受着“无”的规定的构成，这里的“无”是“无它”，即它是自己创造自己。

一方面是无固定的本质，其次是自己创造自己，这种关于人的由来的思想早在希腊神话中就已经出现：这就是艾比米修斯（Epimetheus）神话和普罗米修斯神话。柏拉图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讲述了这个神话故事。大意是说，以前有一个时候只有神没生物，神们用土和火这两种元素的混合物来塑造各种各样的生物，并赋与每一种生物种种特有些品质。艾比米修斯和普罗米修斯两位神界兄弟负责分配事务，前者管分配，后者管检查。结果爱比米修斯给有的生物配上了强大的体力但没给予敏捷，有的柔弱的生物则配给了敏捷。身体小的配上翅膀，身体庞大的则配上各种保护装置。总之都是使用取长补短的方法，以预防每一类型陷入灭亡的境地。“艾比米修斯这样一一作了安排，可是因为他不够聪明，竟忘记自己已经把应当分配的性质全都给了野兽之类了――他走到人的面前，人还一点装备都没呢，于是他就大感窘困了。正当他没办法可施之际，普罗米修斯前来检分数查询配的状况，他见到别的动物全都配备适合，唯有人还是赤脚裸身，既没窝巢，也没防身的武器。轮到人从地下出世的规定时刻马上来到了；普罗米修斯不了解如何实行营救才好，就偷了赫斐斯特（司火和冶炼技术的神）和雅典娜（司智慧、战争、农业和各种生产技术的女神）的制造技术，同时又偷了火（没火是不可以获得和用这类技术的），送给了人。……这一来人就拥有了保持生命的方法了。可是普罗米修斯据了解就因为艾比米修斯的过失后来被控有偷窃罪。”（《普罗塔哥拉篇》320D－322A）[1]

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那种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特质而可以稳定存活下去的生物；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义举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块了。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技术是人之本质构成的基本要点。当代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他的《技术与时间》一书中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如此的思路对所有简单的反技术主义者是当头一棒：卢梭所谓的技术对于原始人性的背离只不过一个形而上学的神话，如此的原始人性只不过一个抽象。理性也好，主体也好，时间也好，都只能从技术中找到依据。

假如人的本质是人通过技术自己构成的，假如说技术就是人的（无）本质，那样，技术势必存在着两面性。一方面，是它把自由由潜能带向现实，自由只有依赖技术才可能表达出来，由于正是技术展开了人的可能性空间：有哪些样的技术，就有哪些样的可能性空间，因而也就有哪些样的自由。其次，技术所展开的每一种可能性空间，都势必会遮蔽和遗忘了更多的可能性，使丰富的可能性扁平化、单一化。当代技术为着适用和效率所展开的工业世界，确实更多的表现了技术的后一方面。技术既是去蔽，又是遮蔽，既收获时间，又遗忘时间，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致使记忆的丧失。对整个人类而言，技术既是主体彰显自我的力量的象征，也是自我毁灭的力量。这是技术根深蒂固的二元性。



3、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一）：语言

在技术为人挣得自己本质过程中，第一步是为人打造了一个“家”，一个天然的“处所”。从人类学的角度看，这个“处所”、“居所”是城市、村庄、坟墓、房舍。但从哲学上讲，这个“处所”第一是语言。海德格尔因而有言：“语言是存在的家”。

语言是不是是人通过技术挣得的？怎么样挣得的？这里所需要的并非人类学的证据。由于这里所谓的技术并不可以归结为考古中挖掘出来的工具。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可以看成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人类的集体劳动，有预见性的有规模的生产，都可以看作是技术的某种形式，但技术不可以归结为它们。事实上正好相反，它们被叫做技术的东西，是由于技术已经以某种方法先行驻留。这种方法就是语言。在类人猿的集体捕食成为人类的劳动生产之前，在动物的代具成为人的工具之前，语言已经先行在发生用途。正是语言使劳动成为人的劳动，使工具成为人的工具。因此，语言应该正确的看成是技术的原初形态。

语言的基本功能是“汇聚”。大家都了解，任何一个最基本的名词都指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的东西，“桌子”一词指的并非某一个桌子，而是所有些桌子。在“桌子”这个词里，汇聚了所有些桌子。命名并不可以简单地讲解成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的符号，由于是不是对应，用什么符号来对应，都是问题。相反，命名应该适合的理解成为某一类物的聚合提供了一个“公开场”，由于有了这个公开场，所有这种物突现出来成其所是，并一同分有这个名字。所以，语言的功能不是给出一个与物相对应、相符合的符号，而是展开一个物以类聚、物成其是的“场合”，从而物分有这个名字。因此，命名的过程不是一个被动的反映过程，而是一个创造世界的惊天动地的壮举。命名即是开辟一片天地，让那些被命名的物显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语言是存在的家，由于所有存在者都一定“住”（驻留）在语言之屋里。

被今人理解成“理性”的希腊词logos本作“说话”解，所谓人是理性的动物原本应该理解成“人是说话的动物”，但什么又是“说话”呢？其实，logos更原始的意思是“采聚”、采集、汇聚。把事物收拢来，使其结成一体，这是使物成其所是的过程。古希腊人阿那里西米尼论世界的本原是“气”的时候，过去留下了如此的残篇：“大家的灵魂是气，将大家结合起来并支配着大家”，这种结合的力量是灵魂的本质。Logos也是这种意义上的“灵魂”。这里，词源上的关联是不言而喻的：由于说话本来就是一个汇聚过程。真的意义上的说话第一是一种召唤，把被召唤者聚拢前来。

技术思想家芒福德正确的意识到，人第一不是工具的制造者，而是意义的创造者；语言的进化比武器和工具的进化更原始更具先导用途，所有工具的进化都以特定的语言进化为首要条件。工具并非人类特有些，很多昆虫、鸟类和猩猩都在人类出现之前做出了很多的工具意义上的技术创造。看看它们复杂的巢窝：海狸做的坝、蜜蜂几何状的蜂窝、城市般的蚁丘和白蚁窝，都是让人叹为观止的创造。但人类第一是说话的动物，或者说是“听”得懂话从而可以说话的动物。听得懂话意味着进入了一个相互展开又相互连结的范围，从而制造和用工具的双手的活动就不仅仅是“单纯”为了达成某种目的的工具，它意味着更多的东西，并且把这类东西相互联结起来：它产生有意义的手势，它在舞蹈中表达强烈的感情，它爱抚爱人的身体，等等。从发生学角度看，手语与身体语言可能是最原始的语言，而最原始的技术都是身体方面的技术。最原始的语言与最原始的技术同一。

把语言只不过理解成一种传递信息的工具，与现代人对技术的工具性理解偏差直接有关。为着达成外在目的而起用途的工具，只不过技术的一种堕落形态。工具性的语言也是本真语言的一种堕落，它是语言之召唤和汇聚能力的一种遗忘和丧失。



4、技术与人文的原始关联（二）：时间

时间作为存在自己开显的范围，应该看成是技术的一个势必结果。时间性的出现需要将来对于目前的先行和过去向目前的驻留，也就是说，在目前中聚集着目前、过去与将来三种形态。差异是它们的先决条件，因此，德里达适合的把时间性称之为有关差异（pfférance）。但，在人的“无”本质中并没有差异，是技术带来了这种有关差异。

人是有空闲意识的动物，意思是说人是有死亡意识的动物。死亡的“先行”或者向死而生是时间性的基本原则，技术在什么意义上提供了这种“先行”呢？所有技术都含有预测的原因，因而都预示着将来，是向将来的先行。前面说过，技术是把自由由潜在化成现实，技术也就是现实性本身。因而也可以说，技术是那种达成了的时间。

普罗米修斯的原则（先行）和爱比米修斯（遗忘）的原则一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普罗米修斯所盗取的火种是一个“先行”的原因，它在一片无差异的“黑暗”之中引入了差异――在火光之下，“他物”渐次出现；光明带来期望，由于它开启了将来。但普罗米修斯所盗得的火种怎么样保存？假如没语言，就不会有常识的传播，因而也就没对火这种最原初的开启者的维护。勿庸置疑的是，语言作为最原始的技术形态，包括着对过去和将来的揭示，与对这种揭示的保持。

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这意味着技术在达成“开启”用途的同时也起遗忘用途。遗忘是时间性的一个内在原因。从语言到文字的技术进化，就曾被柏拉图敏锐的意识到是一种遗忘过程。在《斐德罗篇》中，他先讲述了一个关于文字的古时候传闻。传闻埃及的塞乌司创造了文字，以此可以使埃及人增长记忆、变得聪明，但国王萨玛斯却持相反的怎么看，他觉得文字只能使大家容易依靠外在的书写符号，而慢慢遗弃其内在的记忆力，所以反而使大家容易忘记。柏拉图发挥说，文字只提供死的图象，而丧失了活泼泼的生命，既不可以对话，也易遭误解。（274C－275E）自从人类有了文字的历史，鲜活的历史就成了被遗忘的历史。

计算技术也是这样。计算从另一个方面架构了时间，并学会了大家一般所具备的时间意识。我在《时间的观念》一书中把这种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其要害在于计算。但计算带来的是遗忘。大家可以注意到，严格的说，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将来，它永远只指示目前。它在描绘一个线性的数字系列时，悄悄地褪除去时间性，把时间还原成了一个非时间性的系列。当计时器械沿着计算的路线进一步前行的时候，所得到的是只不过某种“遗忘”的时间。柏拉图在《蒂迈欧篇》里把时间说成是对永恒的一种摹仿，而且是以数的方法进行的摹仿。亚里士多德进一步把时间规定成运动的数目。他们都强调了时间的数的方面，计算的方面，从而把“遗忘”的动机深深的注进了西方思想的血脉之中。



5、技艺与人文：匠心

根据上面的剖析，从存在论的层面上看，技术与人文（人之本质）根本就是一回事：技术构成了人文学科的诸核心学科如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哲学基础。然而，大家也表明，作为人文之哲学基础的技术是两面的：一面是时间性的达成，一面是对时间的遗忘；一面是人的潜能的自我达成，一面是人性的自我毁灭。今天大家用技术一词，更多的指的技术的后一方面，它的计算、预测和控制的方面。技术（technology）指的是一个片面进步了的计算型的工具系统，因而常常听到大家谈论技术与人文的对立。事实上，技术的更早的形态是技艺（technics），而技艺又被觉得合乎人文法度。技术与人文的这种双重关系，可以在庄子那里找到非常不错的表述。

一般觉得庄子是一个反技术主义者，其著名的反技术主义篇章是《庄子·天地篇》：“子贡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1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跌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为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与这里对“投机取巧”的不屑相反的是，庄子十分推崇庖丁解牛一类的巧夺天工的精湛技艺，觉得它们“游刃有余”、“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道之会”。他在《天地篇》里还说：“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技与道可以相通，这对于今天陷于技术与人文对立之泥坑的现代技术而言，是一个得救的福音。为了达成技术与人文之间的交流，大家需要回溯技术的技艺的层面，打破现代社会所赋与技术的狭义化和低级化局面。

匠人和匠心今天没获得应有些尊敬，现代技术的恶名也殃及了传统的技艺。高超的技艺出神入化、炉火纯青，其结果是达到一个高超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真的获得的是自由，所谓随性不逾矩就是这种自由的境界。在这种有境界追求的技艺里，技术并没片面化为达成某一单个目的的工具，而是一种全身心的修炼过程。他们所生产的技术商品勿宁说是附商品，而他们的工艺活动成了他们的存在方法，在制作过程中，他们领悟到存在的意义和自由的真谛。因此，古时候的很多工匠、艺人，其所操持的技术并不是单单为养家糊口，而乃性命所系、生命的意义之所系。

“文化”一词印证了技艺与人文的同一性。英文的文化（culture）一词来自拉丁文耕作，是原始的农业技术；而在中文中，“文”来自“纹”，是“装饰”，“文”又通“艺”，艺则本来指农事稼穑之技。可见，技术在原始意义上是与文化、艺术同一的。它们都起“揭示”用途，一方面把世界带出来，一方面把人带出来。技术正是一个“人文化成”的过程。



6、现代技术与人文：异化

下面要进入对现代技术与人文关系的剖析。与传统技术（technics, craft）相比，现代技术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规模宏大、形成体系和建制，特别体目前工业制造业（manufacture）和商业运行方面；第二是现代科学高度的渗透，使得现代技术看着像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应用部门。现代技术支配着今日大家对“技术”的理解，今天的技术与人文话题，也更多的是从现代技术对人文的背离这个方面切入的。因此，大家需要讨论现代技术对人文都有什么背离？为何会有如此的背离？技术年代人的自我拯救有什么可能的路径？

现代技术以其单一化、片面化和系统化特点，而成为人文的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前面大家已经提过，人性的核心是自由，技术从根本上是收获和达成自由，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的力量。但，技术在收获自由的同时又可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这个两面性是基本的，因而保持这种基本的张力也是技术本身的题中应有之义，所谓匠心即是对这种基本张力的保持。但现代技术打破了这种基本的张力，片面的放大了“收获”的方面，而掩盖了对自由的“威胁”这一方面。

“收获”的片面放大集中体目前，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定义成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定义，今天，“效率就是生命”。“效率”定义里蕴涵着新的“目的”定义，新的“工具”定义，新的“时间”定义，理性和计算从此上升为占支配地位的存在论构成原则。

目的因在希腊哲学中一直是一个内在的东西，对于处处充满着生命的希腊人的世界而言，目的因也是变化的动因，由于目的以一种榜样的力量，唤发事物内部的动力。事物朝着目的的运动和变化，是一种自然的事情。种子总要长成植物，一棵树的种子目的是长成参天的大树，但不可“适得其反”，由于其成长的速度都有着内在的依据。但，在渗透着“权力意志”的“效率”定义里所蕴涵的“目的”不是内在的目的因，而是外在的目的。内在的目的一定能达到，而且应该达到，但一定是在自己规定的时间内以自己特有些方法达到。外在的目的可能达到，也会达不到，而且达到目的的方法并无肯定之规，因此才会有“不达目的誓不停手”、“为达目的不择方法”如此的说法。目的成了目的，外在性的目的只不过人类“权力意志”的一种外在指向，因而是不确定的。要紧的是目的的“达成”，也即权力意志的达成，而非目的本身。而“达成”需要一种单纯的方法，于是出现了对纯粹方法的偏好。

对方法和工具的看重古已有之，类似的格言譬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等大家耳熟能详。但，大家今天对这类关于“器”的格言做了过分的强调，而有意无意的忘记了那些关于“道”的格言。对器的看重甚至片面强调，源自目的的外在化和意志化。伴随目的本身的淡化和退隐，“方法”成了“效率”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原因，因此大家到处都能听到对“办法”的崇拜和颂扬[2]。技术年代的大家特别渴望的是一种常见的办法，一种到处适用的点石成金术，学会了这种办法，就保证了“效率”。现代技术自觉地在充当这种意义上的“办法”，流水线生产、标准化作业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办法”。但可以发挥用途的每一种“器”都必得在“道”的引导下，受制于道，才可能发挥它的“带出”和“去蔽”用途。今天“器”脱离“道”的单纯的、独立的片面进步，事实上使得“技术”那种原初的创造的能力和活力逐步丧失。传统上，每一项技术都是在它的特定目的和策略被拟定出来之后进步出来的，这种进步本身是受制于策略和目的的。今天，因为找到了一般办法，大家便不再有提出新鲜目的的能力。所以，现代技术造就了工人与全体买家的“傻瓜化”，在流水线上、在标准化作业中与在日用品的用法中，大伙全都千篇一律的傻瓜化操作。

对常见办法论的追求、技术的工具化，与自然的数学化、科学的数学化相辅相成，计算成为对世界进行谋划的主要方法。数学化的基本原则是把质的特异性、多样性还原成量的常见性和纯一性，所有经过数学化的事物都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已知的，而未经数学化的东西则被排除在认识的可能性范围以外。数学化的世界是一个单纯而片面的世界，但有益于达成那种常见的“控制”和“预测”。现代技术作为现代科学的一种应用，整体上坠落为常见适用的工具，丧失了“技以载道”的功能，传统技术所包括着的独特而又丰富的人性内容被扁平化、虚化。技术被广泛的认可为“中性的”工具，据了解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就看什么人用，怎么用。技术成了人类达成其“权力意志”的驯服的工具。

与技术的工具化相适应的是，语言也被理解为一种工具，即交流的工具。现代人将语言与它的思想内容剥离开来，把语言降格为一种单纯的传递思想内容的工具，而思想据了解也可以最后还原成信息，因此，语言不过是信息传递、转换、加工的工具。今天热火朝天的AI研究，就是以语言的工具化为首要条件的。专家们想把语言的内容与其形式剥离开来，进步一种形式化的语言，并最后把所有语言还原为这种最基本的形式化语言。这里最大的失误在于舍弃了语言与人性的最根本的关联之处：语言不是用来传递什么的单纯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创造的力量，是架构实在的能力，是意义的来源。假如说语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那样“为何要传递信息、为何要用这种工具”的问题也得由语言本身来讲明和讲解。语言和语言的意义是交织在一块的。任何形式化都不可能把语言框定，语言一直可以逃脱形式化的限定，相反，形式化的结构本身不是自主的。语言的计算机化之所以停滞不前，问题就在这里。

语言的工具化是技术与人文相分裂的一个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个同样突出的表现是时间的钟表化。效率的规定性第一来自时间的可计量化：所有效率均可以概念成单位时间的最大借助，而“时间单位”需要事先被规定出来。计时是技术，而且是最原始的技术，但这种最原始的技术是内在于生活世界的。日出月落、斗转星移是时间的计量尺度，沧海桑田是时间的尺度，花开花落、万物的成长盛衰，也是时间的尺度，对于农民而言，母猪下崽，稻子结穗，也都是时间的尺度。前现代时期，正像文化维持多样性一样，时间的尺度也维持其多样性。然而，时间的钟表化使得时间被独立出来成为一个纯粹的计量体系，时间开始从生活世界中剥离出来。“可以持续不断工作的机械钟的出现，改变了白天黑夜分别计时的传统，使一昼夜均等24小时的计时制得以推行。这一计时体制的出现，是时间观念史上的一件大事。一种终年不变的、各地统一的普适的时间体系，开始取代以前当下的、临时性、局域性的计时体系。时间正在脱离大家平时的、具体的生活的象征和制约，成为一个独立的我行我素的客体。”[3]时间的钟表化是现代技术的核心原因，曼福德一语道破天机：“现代工业年代的重点机械（key-machine）不是蒸汽引擎，而是钟表。”[4]钟表是所有机器之母，而借用钟表，现代技术得以全方位的占据着统治地位。在钟表的指挥下，现代人疲于奔命，受制于技术的律令。技术的异化通过时间的暴政表现出来。

现代技术所代表的一方面是人类“权力意志”的无限膨胀，其次是技术理性的无所不在。权力意志表面看来是人的自由的一种达成，其实是“自由”的一种堕落。自由意志（free will）变成了权力意志，自由就得屈从于权力了，这正是技术年代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真相。今天的权力不是由恐惧和威胁来保持，而是由理性和逻辑来支撑着。理性和逻辑是一张无缝之网，把所有都纳入我们的瓮中。海德格尔称如此的瓮为“座架”（Gestell, enframing）。作为座架的现代技术把所有都归入了一个无“差异”之中，从而使现代技术彻底成为一种“非技术”的东西，原始技术那种维持“差异”于“缝隙”之中的微妙精神全然丧失。

技术、语言和时间在现代遭遇着同一命。大家前面已经剖析过，技术与人文（自由）处在一种原始的矛盾之中：既收获它又毁灭它。任何一个已经达成了的自由，或者成为达成新的自由的条件，或者成为扼制新的自由的条件。今天，现代技术开始对人的自由构成全方位的威胁，通过进步和改进现代技术本身，并不可以使人类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相反，反对所有技术也是一种幻想，由于的人的（无）本质正是由技术建构起来的。

得救的期望在于重温原始技术，回忆大家作为人的所是（存在）。这里不只包含对工匠技术、艺术家的作品的重温，也包含对语言和时间的重温。20世纪的哲学相继把思想的焦点会聚在“时间”和“语言”问题上，事实上是在为技术年代的救赎筹备条件。或许通过语言的运用，通过对“天时地利”的领悟，通过生活技术的恢复，大家可以从现代技术的魔力下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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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文引自戴子钦译《柏拉图对话七篇》，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79－80页。

[2] 我在《现代化之忧思》（三联书店1999年版）中把办法称为“技术年代的旗帜”，参见该书第116页。

[3] 《现代化之忧思》第128页。

[4] Lewis Mumford,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34, p.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