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候经济区是由自然和人文环境所决定，以劳动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点的地理区划。大约自春秋至西汉武帝年代国内经济区的雏形开始形成。国内古时候经济区具备自然、民族、政治三大特点。划分经济区有地区性、综合性、专业化和经济中心四条原则。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三个不同性质的区划，其间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研究国内古时候经济区的形成和演变，对知道国内历史时期经济进步和地域差异有着要紧的意义。

经济区／综合性／经济中心



1、历史经济地区定义的产生

经济区是由多种自然地理要点，包含地形、土壤、气候、资源的相对一致性和与之相协调 的人文环境（历史文化传统、劳动力的数目和水平、科技）所决定，以劳动地域分工为基础，各具产业特点的地理地区。经济地区与经济地区之间产品流通是经济地区形成的必要条件。国内国土辽阔，各区域之间自然条件有非常大的差异，由此而致使经济和人文现象的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依据国内的自然条件（主如果气候和地貌），可以划分为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区、青藏高原高寒区三大自然区，这三大自然区决定了国内经济区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时这三大自然区内部也同样存在自然和人文环境要点的差异，在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不同社会产业的地域分工，这种产业分工和差异便形成了不一样的经济区。

在国内古时候社会的早期，因为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低下，地区间产业分工不清楚，产品经济还处于萌芽状况，地区间产品市场体系没形成，经济区的边界是模糊的、不清楚的。大致到了春秋战国年代，伴随金属工具的用于生产，农业、手工业生产力的提升，各地依据当地的自然条件所生产的具备当地特点商品的产业兴起，除去满足当地区需要外，可以将多余的商品与他区进行交换，并从中获利，于是形成肯定规模产品交换和贸易，产业的地区分工初步形成，开始出现经济区的雏形。正如马克思在《经济学原稿》中所指出：“因为自然条件不同，即因为土地肥力、水域或陆地、山区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气候和地点，有用矿藏的不同与土地的天然条件的特征不同，又有了劳动工具的天然差别。这种差别导致了不同部落之间的职业划分，大家一般应在这类部落相互进行的交换中发现商品向产品的刚开始转化。”（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页。）到了战国时期，伴随产品经济的进步，这种产业地区分工已经客观存在，经济区域的定义在当时大家观念里也有所反映。比如《尚书·禹贡》中以山岭、河流、薮泽、土壤、物产、贡献与交通道路划分的九州，不止是一种综合的地理区划，事实上也是经济地理区划；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首次将汉朝全境分为山东、山西、龙门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产业区，汉成帝时刘向的《域分》、朱赣的《风俗》，《隋书·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虽然都是以“物产风俗”划分的人文风俗区，事实上也是经济地域差异引起的人文地域差异的反映。因此可以说国内古时候经济的地域差异在大家的观念里已经存在了。唐宋将来，伴随产品经济的进步，区域间产业分工明显，产品贸易频繁，经济地区的特点更为显著，这在地区差异比较大的南方区域更为突出。南朝以来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时期的所谓“三吴”、“江南”、“两浙”、“荆湖”等等已不止是政区名字，更贴切的是经济地区的名字。明人王士性《广志绎》依据浙江内不同自然、经济条件分为若干亚区，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盖嘉、湖泽国，商贾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蚕，是每年两有秋也”；“台、温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产之地，稻麦菽粟尚有余饶。宁波齿繁，常取足于台，闽福齿繁，常取给于温，皆以风漂过海，故台、温闭籴，则宁、福二地遂告急矣。”这就是说，在浙江内还分为若干经济亚区，各经济亚区间的产品交换已成为人民日常不可或缺的行为。明清年代大体上各省自成一大经济区，而省内又按自然条件分为若干亚区，这种亚区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谓“江南”即指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而言，虽然对“江南”范围的界定有不同怎么看，如有人觉得苏、松、常、镇、宁、杭、嘉、湖、太八府一州为江南经济区（注：李伯重：《简论“江南区域”的界定》，《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觉得应该是苏、松、常、杭、嘉、湖。（注：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产品经济与市场互联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不论如何，“江南”一地作为一经济区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宋代将来，因为产品经济的进步，区域产业差异更为明显，经济区的存在更为明确，经济区的等级、层次更为繁复。对此进行研究，是大家全方位认识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文化的地区差异和地区整理问题的要紧切入点。

2、历史经济地区形成的历史和地理条件

在国内人类社会早期，地域、部落之间农业、畜牧业分工并非非常明确的。至少在黄河流域古时候社会的早期，原始农业、畜养、采集、打猎同时并存。大家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从新石器年代开始到古时候社会早期，华夏区域与周围草原森林区域产业中兼有原始农业、畜养和打猎的痕迹。将来伴随生产力的提升，采集经济向原始农业进步，打猎经济向畜养、游牧经济进步，标志着攫取经济向生产经济进步，将来渐渐形成以农业为主兼营畜养的部落与区域和以畜牧为主兼营农业的部落与区域。这种选择和变化，非常大程度决定于所处的自然条件，如春秋战国将来，北方草原区形成畜牧区，东部季风区形成农耕区，东北高寒区还停留在采集打猎阶段等等，由此形成的这种经济区本质上也就是自然－经济区；这种经济区之间的物产互补和交流成为当时大家生活的必需。《荀子·王制》：“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①鱼盐焉，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可见在春秋战国年代中原与周围区域在产业差异上的互通有无是非常频繁的，必不可少的；从自春秋战国至汉代初年，农耕区和畜牧区之间、农耕区内部产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一直延续到汉代，《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皆背本趋末”，就是说汉代初年，商品贸易在社会上还有非常大影响。这样来看，不同产业地区之间产品贸易是经济区形成的必要条件。第二，国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尤其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区域，主如果汉族以外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因为民族发源地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该民族经济的特征，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广绵亘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横断山脉区域的深谷密林决定了采集和打猎成为当地民族的主要生产方法，东北高寒森林地带原始民族势必以采集和打猎为生。将来伴随民族活动的频繁，生产活动变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处，总是将畜牧业带至该地，而汉民族所到之处，无不垦地种植。因此民族经济也成为国内地区经济的一个特点；而这种民族地区经济间的互通贸易，非常早就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历史时期。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市籴一》：“互市者，自汉初与南越通关市，其后匈奴和亲亦通市，后汉与乌桓、北单于、鲜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与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际，常交戎夷通其贸易，开元定令载其条目，后唐复通北戎互市，除此之外，高丽、回鹘、黑水诸国，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买卖。”民族地区之间的贸易，也是反映不同经济区的一个方面。其三，因为国内非常早就形成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为全国依据不同区域不同自然条件进步不同产业门类提供了条件，同时出于管理体制上是什么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权对地方经济管理上的需要，特别是当地方政权特别关注地方经济进步时，有过多的干涉，于是经济区的划分和调整总是与政治形势和政区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国内历史上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统一政权的同一经济区，分裂后势必形成不一样的经济区。行政区和经济区有密切的关系。故而国内历史上的经济区总是包括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点。国内历史上早期的经济的地区差异，可按自然条件分为农耕、游牧、渔猎三大经济区。这三大区实质也是汉族政权和游牧民族、采集打猎民族的活动区。汉文帝给匈奴单于书云：“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令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使万民耕织，射猎衣食，父子毋离，臣主相安，俱无暴虐。”（注：《汉书》卷四《文帝纪》，中华书局标点本。）这就是自然区、民族区、行政区和经济区合一的反映。

在这三大区中，从自然、人口、资源、文化各种条件而言，东亚季风区的农耕区都占主要地位。这里人口最多，几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资源最多姿多彩，生产力最早进，最早进入文明社会。因此这里最早出现经济的地区差异，其先决条件是农耕进步到一定量，有足够的粮食提供给社会，可以使一部分人从事适应本区自然条件的其他产业，以其商品与他区进行交换，第一就是经济作物产品化，也形成经济区之间贸易的主要内容。比如《史记·货殖列传》载，战国秦汉年代时“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获；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各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这种经济作物的地区差异才能初步形成经济的地区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会、人文等原因的差异分为若干亚区，各经济亚区因其经济在全国的影响，在全国的地位也不同。将来，伴随自然环境变化与人类适应自然能力和生产力的提升、社会分工的细化，产品流通的加大，与地缘政治原因的变化，不只经济区边界会发生调整，同时也会引起经济区在全国地位的升降。无论大区和亚区的经济地区调整、变化的原因也是多种的，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原因（主如果气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引起经济区的调整，比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风暴、寒流，使存活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规模南迁，形成游牧区的南扩；黄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经济区的调整，一次大规模的洪涝干旱灾害引起环境变化和人口迁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经济区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变化引起的经济区调整，如长期大规模的战争，可能导致一些经济区的衰落和一些经济区的兴起，如关中区域自两汉末年战争的破坏，其经济地位明显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时期以秦岭、淮河一线为南北分裂界线和以长江为南北分裂界线，经济区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确定和转移都可能引起经济区的变化。这在国内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因为管理体制上是什么原因，这种变化是非常显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迁移活动引起的经济区格局的变化，如农业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进，农耕民族向西南、东北地区的扩展，就可能引起经济区划的变化。秦汉时中国大陆人口的移向北边，“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颇有赵、齐、卫、楚之徒”（注：《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华书局标点本。），势必引起高原区域草原的农耕化，反之，魏晋时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会将原有些耕地辟为牧地。西晋永嘉之乱、唐代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乱引起的国内历史上三次人口大南迁，对南方区域社会经济变化起了要紧用途。四是产业分工的细化，如生产力的进步，科技的提升，自然资源的重要程度的显露，手工业的发达，产品经济的进步，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如宋代将来长江以南区域蚕桑、植棉、茶叶业、矿冶业和造纸、瓷器业等其他手工业的兴起和进步，材料和商品生产地的离别，产品市场网络的形成，从而引起经济区的变化和细化。经济区之间分工和差异主要表现为产品交换贸易，早期的交换和贸易主要在大区间进行，将来伴随经济的进步和农业、手工业分工的细化，同一大经济区内经济亚区间的产品贸易量也会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线的布局也随之变化，最后引起经济区格局的变化。

国内古时候不同经济区，对封建社会经济的进步具备非常大影响。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经济区的定义，“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时期，有一些区域一直比其他区域遭到更多的看重。这种遭到特殊看重的区域，是在牺牲其他区域利益的条件下进步起来的，这种区域就是统治者想要打造和维护的所谓基本经济区。”“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如此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讲，比其他区域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团，只须控制了这一区域，它就大概征服与统一全中国。如此的一种区域，就是大家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即每一个时期封建王朝都有一个或几个基本经济区，是这个王朝存活的经济基础。当基本经济区衰落时，这个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探寻新的基本经济区。（注：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进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页。）因为当时资料条件的限制，冀文在具体论述上尚有可商榷处，但其基本看法是可取的。从这个问题上分析进来，大家将发现对古时候中国经济区及其演变的研究，是对中国古时候王朝兴衰是什么原因深层次认识的要紧条件，同时也能对今天全国地区经济的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从而有益于现有经济地区的改造和规划。

3、历史时期经济地区划分的几条原则

国内历史时期划分经济区有的什么标准呢？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李伯重《简论“江南区域”的界定》中说：“关于中国古时候经济地区的划分标准，国内史学界尚未有深入讨论。在海外学术界，则主要有两种建议。一种以行政区划为基础，另一种则以自然条件为依据。显然，对于经济史研究来讲，后一种建议比较适合。这种见解第一由施坚雅先生作出系统的理论讲解，后又由斯波义信先生加以进步和改进，成为一种比较成熟的地区研究理论。施氏的理论主要着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论的核心可简述为‘地域即河川流域’说。斯氏则在看重水路交通的同时，也强调生态系统有哪些用途，从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说进步为‘地文－生态地域’说。大家觉得施氏、斯波氏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但还需要补充一点，即：大家所划的经济地区，在古人心目中，应当也是一个特定的概定（念？）。换言之，得到历史的承认。鉴于以往学术界对于江南区域的界定缺少共识，大家觉得有必要依据上述理论与建议重作划分。在确定其合理地域范围之前，有必要将大家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作一简要说明。第一，这个区域需要具备地理上的完整性，需要是一个自然－生态条件相对统一的地域，换言之，在其外部应有天然屏障将它与毗邻区域分隔开来；而在其内部，不只应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生态条件，而且最后还属同一水系，使其内部各地相互发生紧密联系。第二，这个区域在人们心目中应当是一个特定的定义。也就是说，不只因为地理上的完整性与自然－生态条件的一致性，而且也因为长期历史进步所致使的该区域内部经济联系的紧密与经济水平的接近，使此区域被视为一个与其毗邻区域有显著差异的特定区域。”大家认真读了李伯重先生的论文，觉得他将他所定的规范对明清时期“江南”区域划分作为一个经济区是完全正确的。但这个标准适不适合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所有经济区呢？大家觉得还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这里需要补充一下，施氏的经济地区理论是从他研究历史上城市体系角度出发的，他在《中国历史结构》一文中对中国历史上大经济区的看法，大体上可概括为下列什么时间：一是“每一大区经济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区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这种自然地理大区是依流域盆地而划分的。”二是这类地区的核心区，都处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国传统社会里，以农业生产为主，而核心区的可耕地自然条件最好，交通运输最为便利，成为交通枢纽。因此核心区比边缘区产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区的中心城市都兴起于核心区，并以不同层次，不同核心区构成不同层次的城市互联网。于是在“每个主要的自然地理地区中，都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城市体系亦即彼此来往频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乡之间的联系也不少，但大都局限在地区内。”三是大区经济应看成为复合的体系，内部是有差异的、相互依存、一体化的，尽管这类特点在边缘区域较核心区域松散。（注：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页。）

施氏的理论是有其可取之处的，比如任何一大经济区是有其核心区和边缘区，但核心区是否势必是该大区的河谷低地，则未势必，应视某一特定年代的别的人文原因而定。除此之外，认为一大经济区内部是有差异的复合体的看法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论上加入了生态系统作为考察的依据，马上人类活动引起生态系统变化的原因作为参照模式，比施氏理论又较为全方位。但他们所研究的对象，在年代上偏重于宋代将来，地域上偏重于江南。这种模式适不适合整个历史时期，适不适合全国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总之，以往关于经济地区划分的种种理论有其正确的部分，也有其不全方位的缺点。第一，单单强调自然地区的条件，或许会给予大家一种误解，好像历史上的经济区是千篇一律的。由于历史时期除去黄河下游河道迁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点只有量的变化，没质的变化。那末是否可以觉得二三千年来国内经济区的格局基本没变化？显然是不可以的。第二，国内历史上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权势曾互有进退，同一自然生态区如鄂尔多斯高原，当游牧民族占有时，则成为畜牧区，这就可能与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当农耕民族占有时，总是变成农耕区或至少是半农半牧区，则可能与其南面的陕北高原形成一个经济区。可见民族活动对经济区的变化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其三，历史上经济区有过不小的变化，当经济开发不足，产品经济不发达时期，经济区的地域比较大，核心区与边缘区的距离较远。不一样的自然地理单元可能存在于一个大经济区内；当经济开发充分，农业、手工业生产力大大提升，产业分工细化，产品经济兴盛进步时，经济区就可能划小，原先一个大经济区就可能划分为几个经济区，如两汉时期的“江南”经济区与明清时期的“江南”经济区地域就不同。其四，国内历史上曾出现过相当长时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单元在不一样的政权统治下，就可能分属不一样的经济区。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辽时曾分别是两个政权，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辽时就不可被觉得是一个经济区。这样来看，划分经济区除去要紧的自然生态条件外，人文原因还是占有十分要紧的地位。

然而国内古时候划分经济地区应该有那些标准呢？大家觉得自然生态的相对一致性、完整性无疑是最基本的条件，但仅此还远远不够，由于历史时期人文环境的变化十分复杂，不同时期经济活动差异又非常大，所以不同时期的经济地区的划分还应该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劳动分工的地域差异，即本区与他区在主要产业上的差异性，从大处而言，如农耕区、畜牧区、渔猎采集区和农牧交错、打猎采集混合经济区等等；从小处而言，农耕区域内又可分若干亚区，如水稻作物区、干旱作物区、经济作物区等等。二是国内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还是处在自给自足封闭式的小农社会，某一区域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赖他区的提供。因此各经济区在主要产业分工的首要条件下，还有其他产业辅助，以使其成为一个可以独立存活的 区域，如关中区域固然是一个农作区，然“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物之类，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②足也。又有ｊīｎｇ＠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鱼，贫者得以人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丰镐之间号为土膏，其贾亩一金”（注：《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巴蜀区域“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银之利，浮水转漕之便。”（注：《后汉书》卷一三《公孙述传》，中华书局标点本。）如清代江南苏、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当无异议，其农作有稻、棉、桑三种作物相对集中，鱼盐之产也非常丰富，同时又是棉、丝纺织业中心。珠江三角洲当为一经济区，水稻为其主要农作，但其经济作物专业化十分突出，果树、甘蔗、荔枝、香蕉等热带水果与基塘养鱼，成为农村主要产业，清代中期将来区域经济飞速发展，这正是产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明清时期华北平原（冀、鲁、豫）除去粮食作物（麦、豆、高粱）外，还有经济作物棉花、烟草、枣梨、药材、酿酒产业。因此产业的综合性也是古时候经济区的特点之一。三是在大产业分

工首要条件下，还有产业的专业化方向，如农业区中有水稻产区、旱作产区、渔业区、经济作物产区、矿业区，经济作物区中有蚕桑区、植棉区的差异等等的专门化，以此专业化商品得与他区进行交换与贸易。《盐铁论·本议》：“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ｎáｎ＠④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ｃｈī＠⑤＠⑥，养生送终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揭示了各区域特定产业及其互相间的物资交流，成为人民平时生活的必需。四是经济中心城市及其辐射范围，即全区生产、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为中心形成的城市互联网和交通互联网。《盐铁论·力耕》：“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羡之所至也。”《盐铁论·通有》：“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的道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概言之，划分经济地区应有地区性、综合性、专业化、中心城市四条标准。

4、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的关系

经济区与自然区、行政区是完全不一样的定义。自然区的划分，是依据岩石、地貌、气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点相对一致性所划分的地区。行政区则是根据统治者为加大地方统治的政治原则所划分有什么区别；有时为进步经济、巩固统治，可以考虑自然地理要点，有时则为了加大中央政权的控制力，有意违反自然地理原则。这在中国历史上事例不少，如汉代的长沙国，元代的陕西、湖广、江西行省划分，明代的南京划分等等。经济区则是依据产业的地域分工和产品贸易经济原则划分的，已见上述，不再赘述。行政区是封闭的、内向的，经济区则是开放的、外向的。这三者是出发点不一样的三类地理区划。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一书中说：“经济地理与行政地理不是一个定义，但二者联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划分一般以经济地理为基础的，所以研究历史地域经济，仍须以政区的划分为空间区划。”（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页。）这种处置办法好像过于简单了些。当然，经济区的划分不可以不考虑自然地理条件，这一点似不需要赘述。同样，经济区的划分不可以不考虑行政区的要点，由于在中国如此一个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国家，政府的行政体制常常要控制和干预经济活动，使经济区服从于行政区，特别是宋代将来中央集权空前加大，地方行政长官为了加大税收、协调地方经济、用行政方法支配社会经济部门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区内进步相同种类经济，统一实行对自然环境的借助改造，与颁布适应地方条件的经济政策等等，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协调起来。所以明清时期经济区与行政区大致吻合。正如杨国桢在《清代社会经济地区划分和研究构造的探索》一文中说：“清代社会经济地区的调整和行政地区的变动是并行不悖的。社会经济地区的划分，可以借用行政地区的划分系统。譬如说，大家可以行政县、乡、村作为社会经济地区的基层单位，而把行省作为社会经济地区的地方单位。”（注：《清代地区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37页。）但这只能是在基本是同一自然经济的结构条件下，凡行政区与自然区违背的状况下，经济区就未必与行政区合一，如明清环太湖流域的

苏、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经济区，就不受江苏、浙江两省的限制。施坚雅也说：“经济进步和朝代更迭非常难一致，正如地区经济并不完全受帝国行政单位影响一样，事实上，它们的相似之处是非常接近的。”（《中国历史结构》）可见虽然明清以来，经济区与行政区比较一致，但当地方经济进一步进步时，经济区势必要突破行政区的框框。

自然区的变化是缓慢的，有时需要数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区的变化则为容易见到，历史上一次改朝换代，总是会引来行政区的一次大变动，有时一个朝代内前后也有大变化，如汉、唐。但经济区则未必因行政区的变动而变动，如明、清。经济区的进步有其继续性、稳定性的一面，它不是伴随政权更递、行政区的变化而变化，而是伴随生产的进步，产业地域分工的演变而演变。这就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当经济进步到一定量，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调整，产品贸易开创了新的局面，新的经济区的出现将是势必的结果。

5、研究历史经济区形成进步变化的意义

经济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基本要点。国内因为地域广大，自然差异明显，各经济区的形成、进步的特征都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一书中指出：“为谋求国民经济在全国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进步，为编制全国和各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进步计划，与为进行国土规划提供科学依据，有必要按社会劳动地域分工的特征，进行经济区的划分。目的是指明各经济区在全国劳动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经济区经济进步的长远方向、主要矛盾和解决渠道。依据经济区是经济生产分工的地域单元的特征，在划分时应该注意把经济进步与发挥区域优势相结合，区域生产专业化与综合进步相结合，区域自然、社会、经济条件的相似性与适当的经济联系相结合，区域经济近况与进步远景相结合，经济中心城市与其经济辐射所及的区域相结合，区域经济进步与改变环境水平相结合，不同层次的经济区和相应的行政区相结合。”（注：《中国人文地理·中国经济地理》，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页。）大家研究国内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区形成和演变的目的：一是知道国内历史上经济进步过程的特征。国内在近代化以前，就总体而言基本上是一个自给性封建小农社会，产品经济不发达。但整个历史时期状况并非千篇一律的，而是有几经起伏的过程，这在经济区的进步过程中，非常能看出其痕迹。二是知道各经济区形成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及其产业特征，剖析各经济区兴衰、演变的过程及其内在原因和规律。三是揭示历史上不同经济区在整个社会历史进步中的地位和用途，从而进一步理解中国社会历史进步过程中，各区域的自然和经济基础，与有关人文信息的经济背景。四是因为经济区有继承性和稳定性，研究历史时期各经济区的形成、演变是什么原因和规律，对今天经济区的划分和规划，具备要紧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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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⑤原字左纟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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